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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被瓜分的國度:波蘭立陶宛聯邦衰亡史(8/27更新,全文完)

樓主 望燁 s3121456
被瓜分的國度:波蘭立陶宛聯邦衰亡史(上):瓦薩王朝興衰與自由否決權濫用的伊始

*篇幅有限,僅為概述,且未提及薩爾馬提亞主義的影響,如有疏漏請海涵。
*同步刊登於FB粉專

「波蘭近代史的特點尤為滄桑:輝煌的勝利與悲慘的失敗,高漲的樂觀,最英勇的犧牲與最怯弱的屈從。」——彼得·D·斯塔楚拉,波蘭1918年-1945年:第二共和國解釋性與紀錄性的歷史[1]
 
(1569年,波蘭國王、雅蓋隆王朝末代君主卡齊米日二世奧古斯都召開會議,通過盧布林聯合法案,使波蘭-立陶宛自較為鬆散的邦聯轉換為緊密的聯邦國家。)

  在歐洲近代史中,有一個名詞是無論二戰愛好者,抑或是更早的近代史愛好者都無法跨過的:瓜分波蘭。這個晚近三百餘年來歷經滄桑艱險的國度,淒涼的歷經外國干政與內部動亂導致的百載衰頹,而後慘遭割裂為三塊;又在兩百載復國運動成功復國後遭遇了德蘇入侵,再度淪亡,後被共產枷鎖束縛,直至1989年的共產黨垮台,才真正地迎向自由。而這一切的苦難開端,則需要追溯到曾經雄踞東歐的波蘭立陶宛聯邦,以及16世紀末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瓦薩王朝說起。(註)
  波蘭立陶宛聯邦是一個獨特的國度,其君主為波蘭、立陶宛兩國的共君,國土面積涵蓋如今的波蘭、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極盛時甚至包含愛沙尼亞、俄羅斯的斯稜摩克等地。在聯邦境內,波蘭貴族(施拉赤塔)擁有投票權,可以參與地區瑟姆與聯邦瑟姆的議員選舉,而後者則具有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力,且在國王去世時可以選舉下一任國王。然而,民主、自由的理念,卻成為了聯邦的絆腳石,以致聯邦的衰亡。
 
註:聯邦的衰頹、王權的擴大,事實上還有更多的原因,如雅蓋隆王朝的歷程等等,但囿於篇幅,本文以瓦薩王朝為開端。
 
  1668年,波蘭國王、立陶宛大公,波蘭瓦薩王朝最後一任君主楊二世.卡齊米日.瓦薩登上了聯邦瑟姆(Sejm,即聯邦國會)的演講席。這位波蘭瓦薩王朝的末代君王,曾經目睹過波蘭立陶宛聯邦如何在父兄手上盛極一時,卻又不得不在聯邦衰頹之像初顯時接過王位,一步步經歷內亂與外敵入侵;他曾拚盡全力,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昔日輝煌的聯邦淪喪、衰頹,而集權興邦的努力最終也無力的在盧博米爾斯基叛亂落敗後,以自身的退位畫下句號。他曾在此處號召議員們為了聯邦而戰,而現在經歷一切滄桑的他,卻只能無力且語帶悲愴的最後一次以波蘭國王的身分發表退位演說。
  演說是漫長的,但卻有一段他第二度發表的預言永恆的記載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歷史上:
  「莫斯科與魯賽尼亞將向他們同語種的同胞與立陶宛人民發出呼籲;大波蘭的大門將向布蘭登堡公國敞開,並被奪走整個普魯士。最後,貪婪的注視著克拉科夫的奧地利王室將不會錯失良機,並在波蘭土崩瓦解之時將之吞併。」
  這段被稱為楊.卡齊米日預言的演講,精確的預測了一百二十七年後衰頹的聯邦遭到俄羅斯、奧地利與普魯士三國瓜分的悲慘未來。而楊.卡齊米日,之所以能如此準確的預言聯邦淪喪的必然,正是因為沒有人比親身體驗的他更清楚瑟姆自由否決權,以及過於膨脹的貴族民主意識的危害。
 
【聯邦政治體系】
 
  後世臭名昭著的自由否決權的出現,則與波蘭立陶宛聯邦本身的特殊性有極大的關聯性。儘管國家元首名為國王、大公,但波蘭立陶宛聯邦卻是在16世紀到18世紀間少有的貴族民主國家,自1501年以來,聯邦之主由瑟姆選舉[2],在此之後,比起其他同年代的「同行」,聯邦國王越發像是各個貴族所擁戴的共主,而非專斷獨行、大權在握的國王。
  聯邦真正的大權掌握於兩年召開一次的聯邦瑟姆,聯邦法令制訂、稅收、軍事行動等皆須通過聯邦瑟姆參議員及眾議員的同意。甚至聯邦國王在登基之時,必須向他的臣民宣誓效忠,保證自己不會以王權侵犯臣民的利益,更有條文規定國王違反前述條文時,貴族可以興兵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瑟姆對國政有絕對的影響力,且基於民主原則,聯邦所有的施拉赤塔都應當是平等的,乃至於貴族與國王之間並不是真正的上下級效忠關係,而是平等的身分。這就導致國王必須長袖善舞,才能使自己的政令有效推動,一如義大利人喬萬尼.博泰羅在1592年所言:「國王所擁有的權力大小,依賴於他本人的治國技巧與智力」。對於施拉赤塔們而言,捍衛民主精神(即瑟姆手中的權力)的重要性,也遠大於透過集權使聯邦真正化作一個緊密的整體,富國強兵。這都使得在16到17世紀初王權日益加強的歐洲,聯邦王權反而不斷衰落,日益旁落於瑟姆及寡頭手中。

(奧古斯都二世時期,聯邦瑟姆開會時的座位排列。奧古斯都二世時期是自由否決權濫用最為嚴重的時期)
  
  自由否決權的存在貫穿聯邦瑟姆的漫長歷史。自由否決權是一種極不合理的制度,不如在英國國會的多數否決制,聯邦瑟姆的自由否決權是一種只要有其中一名眾議員動用自由否決權,要求解散當期會議,則當期會議通過的法律或決策都將付諸東流的怪誕基制。最初,自由否決權僅被視為是一種瑟姆獨立性與施拉赤塔信念的象徵,即便整個瑟姆的眾議員都遭到收買,或是多數派無視少數派的公眾利益,正直之士仍可透過自由否決權來捍衛公眾利益。[3]也因為如此,早期自由否決權更多的只是一種象徵,聯邦眾議員們儘管與外國選王如斯特凡.巴托雷、瓦薩王朝的齊格蒙特三世及瓦迪斯瓦夫四世等國王不免產生意見衝突,且也多有掣肘王權獨大的反對決議,但從未動用過自由否決權。必須強調的是,這僅表明了自由否決權在當時並未遭到濫用,但並不代表議會並未干涉聯邦的改革與發展。正如學者亞當.札莫伊斯基所言:「縱觀整個瓦薩王朝,聯邦的對外政策大多是國王制訂雄心勃勃的巨大計畫,而後在付諸實施前破產——因為他們得不到瑟姆的支持。」[2]。
 
【興盛下的憂患】
(瓦薩王朝的開創者:齊格蒙特三世.瓦薩,現今史學家對其統治難以給予較多的正面評價。其治下聯邦將星輩出,但與此同時,缺乏駕馭瑟姆的政治手腕、拙劣的外交政策也為聯邦埋下諸多隱患)

  由於自由否決權的失控正始於瓦薩王朝,因此,進一步提及自由否決權的失控前,有必要闡述前文的齊格蒙特三世與瓦迪斯瓦夫四世兩任君王的功績,以及前述功績對末代君主楊.卡齊米日的影。兩位瓦薩在位期間往往被認為是波蘭立陶宛聯邦疆域的鼎盛期。齊格蒙特三世治下的波蘭時常陷入戰火之中,在其任內正式吞併了利沃尼亞地區,從而與瑞典爆發總計長達二十八年的波瑞戰爭(1601~1629);其次,趁俄國留里克王朝絕嗣出兵干預俄國王位繼承,雖導致了1609~1618年的波俄戰爭,但也使得聯邦疆域東擴至斯稜摩克。此外,在聯邦東南,波蘭立陶宛聯邦則需面對鄂圖曼土耳其的屢次入侵,並每每以慘痛犧牲換來輝煌的勝利。而瓦迪斯瓦夫四世繼位後,則在1634年斯稜摩克戰役中擊敗了意圖收復斯稜摩克的俄軍,並與之簽訂波拉諾夫條約,修復波俄關係。當時兩國甚至相互約定,倘若有一方爆發內戰,另一方必須無條件的出兵援助對方,以維護兩國和平與秩序。在條約簽訂後,瓦迪斯瓦夫治下的聯邦也難得的迎來長達14年的太平盛世,宗教自由與藝術文化的盛行儼然使當時的聯邦成為歐洲戰火中的一方淨土。

(瓦迪斯瓦夫四世在位期間,是聯邦最後的太平盛世)

  值得一提的事,在坊間輿論當中,多有認為齊格蒙特三世此時的大動干戈造成波俄兩國之間的百載世仇,致使波蘭外交關係急遽惡化,方有日後大洪水時期俄國的悍然入侵,以及18世紀的三度瓜分波蘭,謂之「九世之仇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但遺憾的是,這樣的論述顯然過於淺薄,無視地緣政治的必然性。斯稜摩克地區的爭端阿列克謝一世故然是在大洪水時期發動對波蘭戰爭的原因之一,但事實上,無論聯邦有無在1609年入侵俄羅斯,俄羅斯想要擴張領土、富國強兵的唯一道路便是向西及向南開拓,奪下利沃尼亞、魯賽尼亞、立陶宛等地區,爭奪波羅的海霸權。因此俄國與聯邦戰事實為一種必然,若聯邦長期保持如瓦迪斯瓦夫四世治下的鼎盛時期,縱然俄國不滿於斯稜摩斯克遭到佔據的現況,不滿於波拉諾夫條約的結果,也不得不承認此一事實。而之所以會有日後的戰事與瓜分波蘭的發生,歸根結柢,還是在瓦迪斯瓦夫四世猝逝後,聯邦瑟姆對自由否決權的濫用與王權的旁落。
 
  在瓦迪斯瓦夫四世在位時,這位精通制衡之術的國王雖然免不了在對外戰事、對內稅收等法條上受到瑟姆掣肘,但仍能掌握王權與議會間的平衡,使得聯邦蒸蒸日上。然而,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卻是王權旁落造成的國家日益衰敗。
  在17世紀的前半個世紀間,波立聯邦人口自1000萬提高到1230萬左右,包含波茲南、普魯士、斯稜摩斯克等地在內的褒廣領土與人口,使得聯邦理應要具有蓬勃的經濟與高昂的稅收。但殘酷的事實是,哪怕是在瓦迪斯瓦夫四世治下最為輝煌的聯邦,囿於瑟姆權力的高漲,聯邦的財政管理體系仍極為落後,存在大量流失稅收。如擁有土地的施拉赤塔們不論是對國內或對外的貿易都具有免稅權,大貴族更以此為特權建立貿易據點,使王冠領地(王室直屬領地)的克拉科夫等大城市流失商源;猶太人社區的經濟活動稅收行為不受監督;而聯邦貿易最為繁盛的格但斯克(但澤)更是擁有大量免稅特權。此外,聯邦的稅收名目更是冗雜且效率低下,調整稅收徵收比例的權力更掌握在瑟姆手中,其結果可想而知。上述問題導致的惡果,便是儘管16世紀上半葉聯邦擁有歐陸各國中數一數二的人口數量及繁盛的商貿活動,但稅收卻可笑的僅相當於神聖羅馬帝國下的巴伐利亞選侯國,以及同體量的法蘭西王國的十分之一。[2]
(聯邦的軍事力量以騎兵為主,因此,1648年以前,札波羅熱哥薩克便是聯邦最為優秀且穩定的步兵力量來源)
  此外,聯邦東南部的魯賽尼亞地區長期存在著哥薩克問題。自1590年代開始,聯邦將東南地區的部分紮波羅熱哥薩克人改編為軍隊,並登記於哥薩克名冊上,使這些哥薩克人以軍人的身分融入聯邦。他們會獲得聯邦給予的地位、軍餉、土地,以及對外劫掠的權力,但相應的必須負擔起隨軍出征的重責大任,而瓦薩王朝對外戰爭的歷史中,這群被稱為在冊哥薩克的哥薩克人也確實做為優秀的步兵填補了聯邦軍隊的軟肋。然而,儘管地位有所提升,且在冊哥薩克人也近乎狂熱的效忠著瓦迪斯瓦夫四世,但在冊哥薩克很多時候仍被東南部的波蘭大貴族視為二等公民,導致貴族與哥薩克間的衝突不斷。1648年,當瓦迪斯瓦夫四世私下允諾的對土戰爭遭到瑟姆否決後——這意味著在冊哥薩克失去更多劫掠的機會,最終對貴族的不滿及失去劫掠機會的怒火引爆了在冊哥薩克的怨氣,掀起了徹底打擊聯邦國運的赫梅利尼茨基之亂。這場本有望以安撫收場的叛亂,最終在人望所歸的瓦迪斯瓦夫四世驟逝、東南部貴族愚蠢的行動下一發不可收拾,如同穿透大壩的第一道水流,連帶著掀起滔天巨浪,吞噬了聯邦的國運。
 
【自由否決權的濫用與聯邦的軍政問題】
 
  隨後繼位的楊.卡齊米日並不是一位具有領袖魅力的國王,這使得他缺乏兄長瓦迪斯瓦夫四世的人望安撫瑟姆,反而更像其父齊格蒙特三世般缺乏與瑟姆溝通的技巧,東南部不斷失利的戰事更是打擊著其威望——雖然失利大多都出自於東南部寡頭的擅自行動,且1651年的貝雷斯泰奇科戰役(Bitwa pod Beresteczkiem)更締造波蘭史上最光輝的大捷之一,但仍不敵東南部貴族在如巴托戰役等(Bitwa pod Batohem)位聯邦締造的損失。這使得國內施拉赤塔對其不滿日益高漲,最後在1652年3月9日的瑟姆會議上,瓦迪斯瓦夫.西青斯基動用了自由否決權否決會期的延長,揭開了自由否決權遭到濫用的序幕。
  除開濫用自由否決權之先河外,楊.卡齊米日治下的波蘭立陶宛聯邦也因東南部的不斷失利削弱了國力,如在1652年的巴托戰役中,大敗的聯邦軍隊有多達8000名精銳遭到處決。如此不斷傷筋動骨的大敗與戰亂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鄰國俄國與瑞典看到了機會,先後發起侵略,這場對聯邦造成浩劫的動亂被稱之為大洪水時代。在入侵聯邦的國家之中,瑞典在五年間造成的損害無疑最為嚴重。短短的五年內,瑞典蹂躪聯邦最為精華的領土,洗劫掠奪每一座攻破的城市。在1650年聯邦人口約為1230萬,但到了瑞典入侵的第五年1660年時,聯邦的人口整整減少了四分之一,甚至不足千萬;戰火的延燒也使得城鎮人口大大減少,下降達80%之多。
(宣誓將驅逐瑞典人的楊.卡齊米日。最終在奧地利的協助下,波蘭成功將瑞典驅逐出聯邦)
  波瑞戰爭晚期隨著瑞典人一一被逐出波蘭,楊.卡齊米日認為整頓內政、強化王權是使聯邦避免走向亡國厄運的唯一道路,而剛經歷大洪水劫難的貴族們很有可能一改過往的想法,願意為了國家的興盛犧牲自己的權力。
  這位銳意進取的國王利用起自己在抵抗瑞典人時積累的名望,召集了一支效忠於自己的常備軍,同時開始嘗試侷限瑟姆的權力,如:廢除自由否決權,改為2/3絕對多數表決原則;改革稅制,設置常置稅收;建立足以抵禦外侮的常備軍等,但不幸地遭到1658年瑟姆的否決。
  縱然對於無子的他而言,聯邦的王位無論如何不可能繼續在瓦薩家族世襲下去,大可崩猝後管他洪水滔天。但一心為國,且清楚自由否決權及瑟姆權力過大危害的楊.卡齊米日仍然決議推行改革,甚至不惜訴諸內戰。絕不退後的國王與瑟姆,最終導致的結果便是在1665年以盧博米爾斯基為首的大貴族們不顧聯邦對外戰爭仍尚未完全結束的事實悍然反叛,以維繫他們口中的民主榮耀。
  一如多數歷史的遺憾,締造貝雷斯泰奇科戰役奇蹟、屢屢帶兵擊退瑞典人的楊.卡齊米日,不幸的在這場內戰(Bitwa pod Mątwami)中落敗。當1666年的蒙特韋河畔,歸屬於王室軍隊的楊.索別斯基(即日後的波蘭國王楊三世索別斯基)本部敗兵攪亂己方龍騎兵陣形的那一刻,便刻下了波蘭立陶宛聯邦未來一百二十八年日賤衰頹,最終遭到滅亡的命運。無論如何,楊.卡齊米日最終於1666年放棄所有改革舉措,並在1668年黯然退位,結束波蘭瓦薩王朝86年的統治。
  諷刺的是,自由否決權甚至被瑞典與俄國歌頌為自由民主的象徵,因而義正嚴詞的締約表態,一但聯邦廢除自由否決權,兩國都將為了維繫聯邦的民主而對聯邦發起進攻。往後的百二十餘載中,從對自由否決權的干涉,再到各項改革活動的遏止,像這樣冠冕堂皇、充滿諷刺意味的荒謬宣言不斷出現在聯邦的歷史。

-未完-

參考資料:
[1].    Stachura, P. (2004). 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 Routledge.
[2].    亞當·扎莫伊斯基(2019)波蘭史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3].    Łukasz, K. (1991). Narodziny Konstytucji 3 maja.
[4].  Frost, Robert Ian. The Northern War and 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in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1655-1660). University of 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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