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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東方熱潮襲來!由災禍之寶看歷史(文極長,慎入)

樓主 武田透織 eros90620

※重要提醒!這裡是寶可夢板!





哈囉大家好!相信朱紫遊戲發售已久,大家一定都已經把帕底亞各地的樁柱拔光光,抓完四災寶可夢了吧?
 
就算沒有,也應該或多或少聽聞過災禍之寶的故事與討論
尤其這次的四災藍本是根據中國物件與故事作為發想,從遊戲一推出便吸引了廣大的華人玩家討論與研究


 
筆者今天就在這邊試著發布一篇自己對於四災寶可夢的粗淺研究文章,希望這篇文章對想要更加認識四災的形象、故事的人有所幫助

本篇文章也是根據幾個月前在台大寶可夢社的講課簡報加以延伸的,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參考這份簡報

因為文章很長,應該沒有人會想一次看完,在這邊給大家目錄,可以直接跳到想看的篇章去?
可能要先提醒大家,這篇文章以寶可夢作為出發點,但很多內容都跟寶可夢本身沒有直接的關聯,希望大家能在了解寶可夢之餘,將其他的內容當作是看一些小故事作為娛樂。希望你們能有些收穫。



中國熱與東方的想像
以器物形象來看災禍之寶
    古鼎鹿與青銅鼎
    古玉魚與玉
    古劍豹與寶劍
    古簡蝸與簡牘
以動物形象來看災禍之寶
    古鼎鹿與鹿
    古玉魚與金魚
    古劍豹與豹
    古簡蝸與蝸牛
結語
參考資料
    一手史料
    二手文獻
      (一)專書
      (二)論文
    課程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中國熱與東方的想像

在正式進入四災的討論之前,筆者要先講解「中國熱」這個東西。

「中國熱」一詞,源自於法文Chinoiserie(唸法:[ʃinwɑzri]),一般泛指18世紀左右歐洲在海外探險與航海貿易已算有穩定之時,將中國的商品輸入到歐洲,引發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好奇以及中國式的藝術鑑賞、生活風格的一種崇尚熱潮。


由藝術家布雪(François Boucher)所繪製的《中國庭園》(Le Jardin chinois)


其實早在18世紀之前,歐洲對於東方的嚮往便已存在,我們可以追溯回中世紀時代的歐洲,受到基督教觀念的影響,不少歐洲人在繪製地圖時會將東方繪製於畫面的頂端,象徵與天堂、上帝的接近。因為東方是太陽升起的一方,是「樂園」的所在,也是受到上帝賜福的場域,而歐洲與非洲會被繪製於地圖的兩隅,帶有原罪的人們與受祝福的亞洲與水相隔。



15世紀百科書Etymologiae上所繪製的T&O map

歐洲與亞洲的交流,從羅馬時代乃至亞歷山大帝國時代便已開始,已當時的語境來看,「亞洲」這個詞彙多半指涉印度河以東的遙遠之地,有時候也會用「印度」來指稱這整塊地域。以羅馬為例,羅馬與印度和中國都有貿易的往來,但是商品皆只能由陸路一路輾轉至歐洲,歐洲人並沒辦法直接性地窺探亞洲的真實面貌,只能藉由歐亞過度地帶的旅人、商人的轉述,得知亞洲的一點一滴,在此過程也不免有許多以訛傳訛之事發生,使得亞洲的形象在歐洲人之間增添了一股神祕的色彩。

例如一直到13世紀之前,歐洲盛傳亞洲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動植物,像是印度的「狗頭人」、「大足怪」,又或是在伊斯蘭教崛起與基督教世界競逐時,歐洲盛傳在遙遠的東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約翰王」(PresterJohn),相信約翰王會幫助歐洲一同對抗伊斯蘭教等等。



中世紀流傳著印度有著大足怪、獨眼怪、沙瓦郎、狗頭人等怪物的奇異傳說
(圖源:Jacobs, Joseph, The story of geographical discovery: how the world became known, New York : D. Appleton, 1916, p. 46.)


這種高度宗教式以及富含神秘色彩的嚮往,在13世紀末有所改變。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蒙古帝國的擴張,使得歐亞之間的直接連通成為可能,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馬可.波羅(MarcoPolo)遊歷亞洲,將其在亞洲的所見所聞著成《東方見聞錄》(Lelivre des merveilles),書中提到的契丹(Cathay),一般被認為就是指中國,給予了歐洲人對於中國更多的想像,以及直接遊歷東方的動力。

隨著14世紀之後文藝復興在歐洲的萌芽,歐洲人熱衷於古羅馬與古希臘文化的探討,許多人相信被遺忘的古代文化在東方仍有所保存,也期待透過研究東方,能汲取更富含生機而脫離神學式的文化,幫助人文學的學習與思考,馬可.波羅的遊記無疑滿足了歐洲人的這股熱情。

許多歐洲的旅人、商人乃至傳教士跟隨馬可.波羅的腳步向東方而去,帶回來更直接性的見聞與知識,並和過往那些亞洲的傳說故事、宗教觀念合流,儘管這些觀念是虛實互相揉合,但也形成日後歐洲人看待亞洲的形象基礎。

當15世紀末,歐洲漸次開展航海運動,不少航海家受到這股歐洲素來對東方的嚮往,希望能在航海的過程中抵達傳說中的「契丹」國,一睹神秘的東方風情,例如哥倫布第四次航海至美洲時,還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了契丹。

英國歷史學者 Walter Raleigh是這麼形容歐洲對東方的嚮往的:“Theactions that move the world have been prompted and inspired by dreams andvisions. The search for thephilosopher's stone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chemistry ; modern traveland geography owe their chief advances to the search for the fabled realm ofCathay”
正如歐洲人為追求賢者之石,發展煉金術而成就現代化學基礎一樣,歐洲人對於契丹的嚮往也為現代的航海與地理學寫下新的一頁。



16世紀之後,葡萄牙與西班牙相繼來到中國,這些東來的船隻主要是帶著商貿的目的而來,而船上通常也會跟隨著傳教士,歐洲對中國的互動便以貿易以及傳教兩者一同開展,為日後中國熱風潮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中國熱的面相因而大致能分為兩種:其一是物質層面的,包含了歐洲人對於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的特色產品的需要與風尚;其二是精神層面的,這點必較複雜也難以簡扼地解釋,簡單來說就是傳教士為了使傳教事業更加順利,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剖析,不同教派之間也會彼此就研究的結果進行攻防。

這些傳教士的研究結果回傳到歐洲後,也吸引了許多學者對於中國好奇與更進一步進行學術化的中國學研究。例如大家常聽過的思想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爾泰(Voltaire)等人,都對中國有所研究與論述,許多學者欣賞中國人的精神與制度,也有許多學者反對。



1687年於巴黎出版的書籍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上頭的孔子畫像


有趣的是,不管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中國熱的風潮在航海運動先鋒,以及朱紫帕底亞地區藍本的伊比利半島上並不流行,中國熱的風潮在法國最為顯著,另外還有英國、荷蘭等國,這其中是有原因的,但礙於篇幅?筆者在此就不多加論述。

而本次四災寶可夢的設計,也或許承接自這段中國熱風潮的歷史,包括在遊戲中敘述道:
「在帕底亞帝國時代,有一名商人把從東土帶來的四件寶物:鼎、劍、簡和玉賣給了國王……」


以及在遊戲中不斷強調的「尋寶」的主題,或許都在將作為航海探險先驅的伊比利半島,以及帕底亞地區進行連結,並且強化了這種東方商品西來的意象。


而除了中國熱本身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待四災寶可夢以及歐洲人素來對東方嚮往之間的連結,也就是伊斯蘭文化,或是「近東」文化(以歐洲的角度來看,方便起見,以下筆者皆用近東這個詞,「遠東」同理)。

眼尖的玩家朋友們可能會發現,四災是以古簡蝸作為開端,而古簡蝸的全國圖鑑編號是1001,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阿拉伯的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家對於《一千零一夜》應該不陌生,而其內部收錄的作品是在阿拉伯擴張過程中,吸納了印度、波斯、中國等亞洲地區的文化,逐漸在民間流傳的一些傳說故事,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應該就是《阿拉丁》。

有趣的是,《阿拉丁》雖然也是阿拉伯民間流傳的故事,但它並未收錄在原版的《一千零一夜》之中,今日我們所看到有《阿拉丁》的《一千零一夜》,是17世紀法國翻譯家安托萬‧加朗(Antoine Galland)在翻譯《一千零一夜》時聽聞了《阿拉丁》的故事,覺得很有趣而將它加入了《一千零一夜》的歐洲譯本之中,後來版本的《一千零一夜》也多保留了《阿拉丁》的故事。

而《阿拉丁》的故事主角——阿拉丁,被設定是在中國某個城市中的青年小夥子,故事中的「中國」或許並非指涉在東亞的那個中國,在阿拉伯文化的語境中,「中國」這個詞可以指涉遙遠之地,而我們在故事中也能看到濃厚的阿拉伯色彩而並非中國色彩。

然而在17至18世紀的歐洲人眼中,近東世界與遠東世界的分野並非如此巨大,伊斯蘭地區與中國同樣都是在一個亞洲框架之下,因此阿拉伯故事中描述了中國的故事並不稀奇,儘管內容都是阿拉伯風格,但歐洲人也無從分辨或覺得問題不大。若我們回顧當時代歐洲人描繪阿拉丁的形象,能夠發現阿拉丁常被繪製成綁著清朝辮子的中國青年。


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由Andrew Lang與Rene Bull繪製的阿拉丁


四災寶可夢與《一千零一夜》是否真的有關係,也許見仁見智,但我們的確能從他們身上看到許多阿拉伯色彩,比方四災寶可夢專屬的BGM,便是充滿了印度阿拉伯元素的曲風。又或是四災的背景故事、屬性都與《古蘭經》的故事元素,以及阿拉伯世界的「鎮尼」(Genie或Jinn)有所相似之處。

什麼是「鎮尼」?鎮尼或可翻譯為「精尼」或「精靈」,沒錯,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阿拉丁〉故事中,那隻威爾史密斯飾演的藍色小精靈。



鎮尼簡單來說就是自伊斯蘭教建立之前,便流行於阿拉伯等近東地區的一種宗教觀念,生活在阿拉伯的貝都因人相信在自然界中有具有超人力量的鎮尼存在著,操縱著自然界的事物,例如狂風、暴雨的發生,可能都是鎮尼所為。而鎮尼又與「神靈」有所不同,神靈是受人們崇拜信仰的神,能保佑人們。人跡常至之處由神靈管轄,而人跡罕見之處則成為鎮尼的棲息之所。

當一神教傳入阿拉伯地區後,尤其是伊斯蘭教建立以後,鎮尼的數量也隨之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為一神教無法承認傳統信仰的神靈之存在,神靈也被分類為鎮尼的一種。然而具有超人力量的鎮尼,既不是神,也不是一般人,在伊斯蘭教中又是處於怎樣的地位呢?

《古蘭經》是這麼說道的,鎮尼為唯一真主阿拉以火所創造,就跟人一樣都是阿拉所創生的。既然如此,在伊斯蘭教的觀念中,鎮尼就和凡人一樣,有生老病死,能夠成家立業並繁衍後代,當然也有善惡之分。善良的鎮尼外型美麗並且仁慈,邪惡的鎮尼則罪惡多端,或漫遊在沙漠伏擊旅者,或附身凡人散布胡言,甚至會闖入墓穴食屍。當然有能力的人也可以鎮壓住鎮尼,將他們封印或作為自己的得力助手。


14世紀晚期的書籍Kitāb al-Bulhān (Book of Wonders)所繪製的鎮尼


在《一千零一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鎮尼被封印的故事,像是上述的《阿拉丁》,或是《漁夫與惡魔的故事》等等故事,皆有類似的情節。

我們回顧一下四災寶可夢在遊戲中的背景,國王接收四件寶物之後,寶物受到國王的慾望所驅動而現回寶可夢的原型大鬧一番,最後國王找來寶可夢馴化師將其封印。當玩家要釋放出四災寶可夢時,在拔完所有樁柱之後,必須來到祠堂面前進行「調查」,觸碰祠堂的門方能釋放出被封印的災禍之寶,宛如這些阿拉伯故事中釋放出鎮尼的情節一樣。




而當我們在回顧遊戲中的歷史故事時,也不難發現這些背景富含了許多道德教化的影子,包括2000年前帕底亞帝國時代,獨裁的皇帝為了與鄰國對抗,希望得到帕底亞巨坑的財寶,開啟了近1000年的巨坑探索時代,因而耗盡了國力;國王向商人購買了東土來的寶物,他的慾望驅動了寶物一路上吸收的慾望和詛咒。

今日我們所知道的一神教,諸如基督宗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具有著「貧為貴」的思想。有學者認為《古蘭經》讚美守貧、否定金錢是作為衡量人價值標準的概念,是承襲自基督宗教,不過就道德教化的意義而言,伊斯蘭教更加明確與強烈地呈現了出來。

《古蘭經》固然有許多內容是承襲自《聖經》的故事,不過我們也要有個概念,《古蘭經》由穆罕謬德所成,穆罕謬德常被稱呼為「文盲先知」,他手上大概也不會有《聖經》的文本,因此穆罕謬德本人對於《聖經》故事的理解,多半應是經由耳聞而來,這些內容經過刪削、補述與修改,成為《古蘭經》之一部分。相較於《聖經》,《古蘭經》不注重事件的年份、背景與細節,故事多半是以精簡的大要方式呈現。而與其說《古蘭經》是拿來看的經典,不如說是用來唸的經典,《古蘭經》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在記錄事件,而是在宣道,致力向讀者宣讀,對受聽人進行道德教化。

《古蘭經》中有許多批判人們酷愛錢財的內容,比方說經文抨擊麥加商人詐欺、剝削的貿易行徑,形容他們「他積聚財產,他以為他的財產,能使他不滅。」(104:2-3)而經文也描述人不應對錢財有所揮霍:「你們的財產,本是真主給你們用來維持生計的,你們不要把它交給愚人……」(4:5);「你不要揮霍,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友。」(17:26-27)。

《古蘭經》期許穆斯林賺錢發財,但要取之有道,《古蘭經》也肯定那些在四方貿易的商人們,是在四方尋求真主恩惠的人,因此對於商貿大加肯定,這種觀念對於阿拉伯地區的商貿崛起,連接歐亞兩地的商品流通與交流具有正向的作用。然而《古蘭經》禁止穆斯林的揮霍、浪費、吝嗇與貪婪,一旦人們有對於錢財的渴望,其也將受制於這種渴望而無法有更高級的理想追求。



好的,我們繞了一大圈,從中國熱討論到《古蘭經》,大家一定滿頭問號。到底災禍之寶融合了這麼多樣的元素,其象徵意義到底為何?答案很簡單,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知道,災禍之寶的設計便是呈現出西方如何看待「東方」。

但是「東方」的畛域如此龐大,並不能被簡約劃分為同質性極高的所在,災禍之寶同時參雜了中國、阿拉伯等東方元素,其合理性又是為何呢?還記得筆者在上面論述到對於17、18世紀的歐洲人來說,近東與遠東世界的分別並不是這麼大嗎?這固然是有原因的。當歐洲自航海運動之後進行了一波對外探索與擴張,期間他們認識到了有別於歐洲的新世界,開始醞釀出一股希望藉由觀察別人,反求自我的情緒。歐洲人希望能從這些直接接觸到的異域人身上,找尋能夠重新打造歐洲的因子,形成了一種「對內否定,對外肯定」的心態,而整個亞洲都成為了這種能夠學習的「他者」,使得近東與遠東逐漸合流成一體的「東方世界」。

上述道像伏爾泰等人崇尚中國的文化,期望歐洲能多向中國學習改造自我。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近東地區上,例如著名的歷史學者吉朋(Edward Gibbon)形容阿拉伯人素有一種共議的政治體制,每個阿拉伯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他們也重視自由,以至於當鄂圖曼帝國入侵阿拉伯人時,阿拉伯人願意挺身而抗,捍衛他們的自由價值。吉朋對於阿拉伯人的肯定,無疑是在呼籲歐洲人找回這樣的政治理想。對東方世界不同地域的讚譽有加,使得不管是中國還是阿拉伯都成為歐洲人改善自我的「客體」,而在17世紀之後逐漸建立起一個東方-西方兩者涇渭分明的世界。

「東方」這個概念在歐洲人眼裡已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地區,到了19世紀,有時候講到伊斯蘭甚至就等於與亞洲畫上等號。

災禍之寶的形象、物件來源源自18世紀歐洲掀起的中國熱,其被封印與作惡的故事,源自於阿拉伯地區鎮尼的形象,其歷史背景又似乎像是寓言故事一樣,帶有《古蘭經》式高度道德教化意涵的呈現方式,宛如18世紀的歐洲思想家,透過東方世界的精神、美德,對歐洲本身進行自我批判與改造。災禍之寶不僅與作為帕底亞地圖藍本,且為航海探險先驅的伊比利半島相結合,同時也完美呈現出歐洲人如何想像、看待乃至於塑造出「東方形象」。
 
先在此恭喜你,你已經閱畢了本文最複雜與文謅謅的章節了
接下來筆者將個別講述四災的介紹,希望觀覽者可以用更輕鬆愉快?的心情,細細品味以下這些內容



以器物形象來看災禍之寶

古鼎鹿與青銅鼎




對閩南語有了解的玩家們應該對「鼎」這個字不陌生,鼎就是指鍋子的意思,從古至今都是指用來煮東西或盛裝食物的「石器」。然而在中國的上古時代,人們日常生活中用的鼎多是以石頭所製作的,不會用到金屬的原料,遑論接下來我們要談論的主角,也就是青銅了。

東亞大陸北方與中原盛產錫礦與鉛礦,給予古代中國發展青銅技術良好的基礎,造就了中國輝煌的青銅器文化。然而青銅技術卻不是一般普羅大眾所能接觸到的,這項高超的冶煉技術是被上層階級所壟斷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青銅這類的金屬能夠用來製造殺傷力強大的武器,不能讓小老百姓有機會取得。這種上層管控金屬器具的狀況,也被後世所承接,包括秦朝連金屬農具都嚴加管控,農民需要耕作時得向官方申請取得,耕作完畢也必須歸還,也導致後來陳勝、吳廣等人起義時,只能「揭竿起義」,連支像樣的武器都沒辦法使用。

這種壟斷青銅的現象,很明顯地反映在先秦時代的祭祀上面。商、周時代,祭祀是專屬於貴族等統治集團的文化,具有象徵政權、政治的意涵。商人與周人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子孫,繼續承受天命以穩固政權。這種專屬於貴族的祭祀文化與壟斷青銅器的狀況合而為一,造就了上古中國獨特的青銅禮器,尤其是以青銅鼎最為重要。德國漢學家雷德侯(LotharLedderose)是這麼形容青銅器的:「有如西方王冠上的寶石,青銅器是政治權力看得到摸得著的象徵」。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西周中期的師湯父鼎


鼎最基礎的功能,就是煮東西與盛裝食物,而當貴族在祭祀祖先時使用青銅鼎,最重要的功能也是讓祖先有飯吃。商、周人會裝食物在青銅鼎中進行烹煮,「獻饋食」予祖先成為了祭祀重要的部分。今日青銅鼎出土時,也很常發現內部裝有動物的骨頭與燒烤過的痕跡,證明了這種以食祭祖的程序,宛如今日道教拜拜時要擺設食物一樣。

而大家如果有去博物館看過上古青銅鼎的話,也會發現青銅鼎內是有雕刻文字的,這些文字的作用不難猜想,就是要給祖先看的。周人相信祭祀時祖先會降臨到鼎之中,祂們可以一邊大啖鼎中美食,一邊端詳鼎內的文字內容。因此鼎內的文字不外乎會描述祭祀人想祈求之事,其中又包含了祭祀人的個人資訊(我是誰,我住哪……),好比今日道教徒拜神時也會鉅細靡遺地描述自身資訊和狀況一樣。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對青銅鼎有個頭緒了,不過你可能想問,貴族也是有很多人的,每個人的祭祀形式都一樣嗎?祭祀這件事對於上古的貴族來說,是屬於整個家族與集團的事情,然而貴族內部也是有森嚴的等級之分的,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宗、小宗」等,不同等級的人使用的青銅鼎,規格、大小乃至獻詞都會不一。當周朝向外進行武力擴張,將國土分封給底下的族人時,天子也會授予封國特定規格祭祀用的青銅鼎,象徵權力的賦予,以及不可踰越性。

大家可能都聽過「九鼎」這個東西,相傳九鼎是由大禹所製作,後來被周天子所承接,變成周天子專屬的祭器,也成為了周代最高的政權象徵。對於九鼎中的「九」為何意思,有論者認為是指尺寸、大小,也有人認為是指數量,也就是有九個鼎的意思。但不管九是指尺寸還是數量,不可否認的是,九鼎是國家政權的象徵,也是其他人不得妄奪的青銅鼎。春秋時期的楚莊王便有「問鼎」的故事,他向周天子的使者詢問九鼎的重量,想要自己鑄造九鼎「移鼎於楚」,轉移天命,後來問鼎一詞也成為追求國家政權、或是圖謀篡逆的意思。


相傳秦史皇曾派人到泗水撈取九鼎,最終無果。圖為現藏於河南博物院的「泗水撈鼎」畫像磚(圖源:河南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chnmus.net/sitesources/hnsbwy/page_pc/bwzl/yyhxzzjd/cpsx/article3ee301c999504f83a213add74b5f77ca.html


既然周人相信政權的穩固是天命的承續與祖先的保佑,那當當權者有違天命與無法受到祖先庇佑時,天也會降下災禍來發出警訊。今日有許多的上古青銅器都出土於中國的寶雞市,寶雞市擁有「青銅器之鄉」的美稱,此地具有為數眾多的青銅器,不外乎是因為其處在周王朝的發源地,寶雞市今日轄下的岐山縣,也就是西周的舊都岐山。周文王時期將都城遷到了豐邑,岐山便分別封予周公以及召公。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西周晚期的毛公鼎,也出土於岐山
(圖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1438&Dept=U


而在周幽王時期,岐山發生了崩塌,其肇因於涇水、渭水、洛水三條河川的水域發生了地震。西周末年的伯陽父便稱這次的事件是國家滅亡的徵兆: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當天地失序,陰陽之氣互相衝就導致了地震,陰陽失調也導致了河川源頭被堵塞,河川源頭堵塞也將導致山陵的崩塌,山崩水窮便是亡國之徵象。果不其然,當年三川枯竭,岐山崩塌,周幽王被殺,周朝也被迫東遷成為歷史上所稱的東周,開啟了接下來禮樂逐漸崩壞的春秋戰國時代。

古鼎鹿的設計,將作為國家政權的青銅鼎,以及「地震」、「地裂」的意象結合在一起,其實還滿合理的。在古老儀式器皿中的恐懼之心,凝聚土石成為寶可夢,當揮動頭部厚重的鼎時,能夠開出50公尺深的巨大裂縫,宛如就向降臨青銅鼎的統治者先祖們,無法容忍在位者的施政而停止了庇佑,天也發出了地震災禍的警訊來做出回應。

而我們端詳古鼎鹿頭上的鼎,會發現上面的紋路也酷似於青銅器上常見的饕餮紋、夔龍紋等樣式,即兩個對稱的眼睛構築出一張獸面。這樣的獸面設計有何意義呢?美國漢學家羅樾(MaxLoehr)給出了一種觀點,他認為這樣的獸面紋是自然的演化,古代人鑄造青銅器時先鑄造了一些不具有意義的回紋樣式,久而久之湊在一起,剛好形成了一幅有野獸臉孔的紋面。


簡單來講,沒有意義,好看就好,耶。





知名品牌八方雲集的圖像,也是參考自青銅器的獸面紋



最後給大家看一件保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青銅鼎——鹿方鼎(Lu Fang-ting),是一件四面以鹿頭為紋路的鼎器,鼎內部有鹿形的銘文,也是目前出土的商代鼎器中,唯一一件具有鹿形銘文的鼎器。


現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鹿方鼎,其內有鹿形銘文(圖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官方網站:https://museum.sinica.edu.tw/collection/7/item/10/

(圖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官方網站:https://ihp.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928b8445da02c8791f190f65f4b1a316

這根本就是古鼎鹿的真實版嘛





古玉魚與玉


魚形的器物在上古的中國便已有所流行,特別是在陪葬品之中常常出現魚形器物。《禮記》中便對於魚形的陪葬品有所規範,例如「君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下。」這邊所指的是下葬時,葬車上的車飾,「池」是一種葬車車飾,而送葬時須將魚形陪葬品掛在「池」下,當車隊移動,這些魚也會跟著躍動,因此這種景況又被稱作「魚躍拂池」,而只有天子和大夫才可以使用以銅製成的魚。

另外有一種材質很常被拿來製作成魚形陪葬品,也就是玉,由玉所製成的魚形品又被稱作「玉魚」。古代人們相信玉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夠防止遺體腐敗,甚至能夠讓死者復活,賦予死者新的生命力,因此往往將各式各類的玉器當作陪葬品。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玉魚(圖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57357&Dept=U


但玉又是怎麼跟魚連結在一起的呢?最簡單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因為酷酷的諧音梗,魚跟玉的發音很像。我們來看看「古玉魚」在德文和法文的名字都是「Yuyu」,魚跟玉兩個字根本沒有差別!




好吧講正經的,撇除掉諧音之外,最重要的是古代人認為「魚」和玉有相同的功用。魚的形狀跟陽具很像,古代人常有這種陽具崇拜的思想,將陽具與生命力結合,具有陽具形體的魚也被視為是生命力的象徵,尤其魚的繁衍力很強,這樣自然而然便與玉石具有賦予死者生命力的功能結合在一起了。

現存於故宮博物院,周代的玉魚(圖源: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jade/233017.html?hl=%E5%8F%8C%E9%B1%BC


有學者也認為,不管是銅魚還是玉魚等魚形器物會被當作陪葬品,是因為魚象徵「陰」的關係,尤其是墓穴、葬墓裝飾也常有「鳥」的器物與紋飾,鳥象徵「陽」,其與魚同時出現在葬墓之中,頗有陰陽對立與轉換的意涵,尤其是鳥會吃魚,象徵著陽戰勝陰的意象。

不管如何,魚形陪葬品在西周頗為流行,到後世仍有使用玉魚作為陪葬品的情形,例如在唐代詩人杜甫所作的〈諸將五首〉提到: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

杜甫所言及的是,在漢朝「千秋」以後的唐朝,於安史之亂後持續受到胡族的侵擾,攻入長安的胡人挖掘皇帝陵墓,使得陪葬的玉魚與金碗被挖了出來。

不過自春秋以後,玉魚的陪葬品逐漸被同樣為玉製的「圭」等物件所取代,玉魚到了唐朝逐漸從服務死者轉向為服務活人。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朝流行的「魚袋」,魚袋是唐朝官員流行配戴的魚形飾品,最一開始是人們把一隻魚形飾品「魚符」放入袋子裡掛在腰間,因此被稱作魚袋,後來演變成直接在袋子上用魚紋裝飾,裡面不見得要有魚。唐永徽年間,魚袋成為了定制,官員都必須配戴魚袋,就如同地位象徵一樣,而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官員出入關的「識別證」。


1932年出版的《装束図解》上所繪製的魚袋


不同等級的官員也有不同的魚袋規定,例如唐高宗規定只有四、五品的官員才能配戴「銀魚」,即以銀製成的魚袋。

魚袋的制度也為宋代所接收,這邊有個有趣的故事,某次宋神宗為岐王、嘉王兩位親王訂製了「金魚」,也就是金製作的魚袋,但也許是因為太貴重與太過顯耀,兩位親王不敢配戴,最後宋神宗只好再以玉訂製魚袋贈予給他們,他們這才接受玉魚的魚袋。


現存於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的魚袋(圖源:日本文化廳文化遺產online,https://bunka.nii.ac.jp/heritages/detail/232483


現存於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的唐代魚符(圖源: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s://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repository/resource_content.jsp?oid=1818716&queryString=%E9%AD%9A%E7%AC%A6



再補充另一個有趣的故事,前幾季的小說改編動畫aka女王蜂唱op的《後宮之烏》中,皇帝贈予女主角一隻金製作的魚,作為保證她人身安全的信物,其實應該就是參考自唐朝的魚袋制度,畢竟這東西必須是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人才能夠擁有,更何況是以金製作的魚。
然後也被廣大的觀眾朋友戲稱為「免死金魚」



玉魚與魚袋的內容先點到為止,接下來我們來回顧一下古玉魚的介紹:
「能操控3000度的火焰。會熔化岩石和沙礫做成熔岩海,並在裡面悠閒自在地游泳。」
「曾引起無數鬥爭的勾玉聚集了嫉妒之情。這些嫉妒之情纏繞了火焰,變成了寶可夢。」

要知道玉這種東西是不耐高溫火燒的,有實驗精神的玩家們可以試試看把你阿嬤的玉珮丟到火裡燒試試看,看你會不會先被你阿嬤打死。

不過確實有些能耐火燒的玉石傳說存在,例如「天智玉」,相傳周武王伐商紂王時,紂王知道大勢已去,便帶著珍藏的寶玉「天智玉」自焚而死。武王找到紂王燒焦的遺體後,發現其身上的天智玉完好無損,於是武王又蒐集了紂王私藏的4000多塊寶玉,連同天智玉一塊丟到紂王的遺體上,再燒一遍!
最後所有的玉石皆被燒毀,唯獨天智玉仍完好無缺,武王便將它納為己有,視為傳世珍寶。

另外講到引起無數鬥爭的玉石,也容易讓人聯想到「和氏璧」以及「傳國璽」。大家可能聽過一些與和氏璧有關的故事,例如完璧歸趙、價值連城等故事。和氏璧所屬的玉器種類「璧」,是一種祭祀用的器物,呈現圓形而中間挖了洞,作為祭天之用。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玉璧(圖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45140&Dept=U


相傳和氏璧是東周末年的楚國人卞和所發現的,他將這塊玉獻給楚厲王,但楚厲王認為這只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覺得卞和在欺騙他,便砍去了他的左腳。楚武王即位後,卞和又再次獻上玉石,然而又發生一樣的遭遇,右腳被砍去。直到楚文王即位,聯絡卞和聽了他的委屈後,下令工匠除去玉石上的土塵岩石,方才發現這是一塊寶玉而變成國寶。

和氏璧後來經過一番輾轉流連,落入了秦國之手,當秦國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打造了「傳國璽」以替代遺失的天子九鼎,作為國家政權的象徵,有一說這個傳國璽便是由和氏璧所製成的。



雲林縣水林順天宮中,「完璧歸趙」的故事彩繪(圖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官方網站,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20943&IndexCode=Culture_Object


傳國璽的故事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作為國家正統權力的象徵物品,也是後世幾乎每一位爭奪政權的人所極力爭奪的物件,諸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王莽、孫權和曹丕等人,都希望藉由玉璽的取得來宣揚自身政權的正當性與象徵性。

不過這個傳國璽也在後世所遺失了,關於傳國璽怎麼遺失的眾說紛紜。有一說認為傳國璽氏在唐滅亡之後轉入到了後唐政權之中,後唐節度使石敬瑭起兵叛變,建立後晉之時,後唐末帝李從珂帶著傳國璽逃亡,最後帶著傳國璽自焚而死。

石敬瑭稱帝以後,曾試圖尋找傳國璽,但最後無功而返,便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認定傳國璽必定是和李從珂一同被火焰燃燒殆盡。



1591年《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所畫的孫堅漢袁紹爭奪傳國玉璽



         
民國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鑄造之中華民國之璽(圖源:中華民國總統府官方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99


傳國璽失蹤後,不少相信傳國璽尚未毀壞的人,趨之若鶩地踏上了追尋傳國璽的旅程,卻都未果。儘管傳國璽已消失在世人面前,但對於國家政權的爭奪、權力的索求並未隨著傳國璽的失蹤而落幕,人們的慾望與妒火仍持續燃燒著,或許直到岩石和砂礫都被融化之前,都不會停歇。




古劍豹與寶劍


上述提到了上古中國上層階級壟斷了冶煉金屬的技術,其原因是為了避免人民鑄造武器。以青銅器鑄造劍的技術,在先秦時代已相當成熟了,不少貴族儘管沒有武力的需求,也喜歡將青銅劍配戴在身上,作為地位的象徵以及時尚的物件。

但雖然許多貴族都有配劍的習慣,但一般來說進入王國宮廷中,為了確保庭中人物的安全,是不能帶劍進入的。這也是為什麼荊軻行刺秦王時,必須將匕首藏在卷軸中。而當圖窮匕見之時,秦王意料到自己要被行刺,身邊卻沒有人有武器反擊,最近的持有兵器的守衛都是守在宮廷門口的,因此裡面發生什麼事也無法立即得知。因此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有著一場荊軻與秦王的精彩追逐戰。

漢代石刻的荊軻刺秦王畫

隨後終於有人把劍交付給秦王讓他對付荊軻,但由於劍身太長,秦王抽不出來,差點沒被荊軻反打。好在有人提醒秦王,要他「背負劍」,秦王照做後終於把劍抽出來,讓荊軻身負八處劍傷,左腿還被秦王砍斷。關於「背負劍」則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認為就是將劍背在背後,從背後抽出;一種則是認為指把劍繫在腰間,從身體側邊抽出。不管如何我們能從這個故事中知道,秦國的劍很長,從不少出土的先秦兵器中也從比較出,秦國的劍身長度比其他六國都還要長。



此圖與本文無關



大家可能也聽過一個故事,考古團隊在挖掘兵馬俑堆的時候,其中的青銅劍即使被塵土壓了千年之久,也都沒有斷裂,可見秦劍的鍛造技術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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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秦時代的中國,又以南方的劍最為名聞遐邇,如今日大家常聽到的「越王勾踐劍」便是出自於南方的越國,而「歐冶子」、「干將」等鑄劍大師,也都出自吳、越兩國。

某次楚王派遣使者,請歐冶子和干將鑄劍,他們倆便以鐵鑄成了泰阿、龍淵和工布三把寶劍獻給楚王。晉王得知後,決定攻打楚國取得這三把寶劍,包圍了楚國都城三年,讓城內糧食耗盡,最後楚王帶著泰阿劍登上城樓指揮作戰,頓時間晉軍大敗而退。楚王詢問風胡子這究竟是劍的神力還是楚王自己的勇力,風胡子認為這是身為鐵製寶劍的神力,但也需要君王的武勇與聖明才能使天下懾服。


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的越王勾踐劍(圖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word_of_Goujian,_Hubei_Provincial_Museum,_2015-04-06_01-edit.jpg


但並非是每一把劍都具有這樣高的評價,某次越王勾踐找來了有相劍能力的薛燭替他相劍,其中薛燭評價歐冶子鑄造的「魚腸」劍:
「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
在薛燭的眼中,魚腸並非是一把寶劍,甚至可說是「逆劍」。

魚腸劍有何來頭?據說魚腸劍本為吳王闔閭擁有,在闔閭尚未成為吳王時,派遣了刺客去暗殺自己的叔叔吳王僚以篡奪王位,而用來殺吳王僚的劍,正是這把魚腸劍。

魚腸命名有兩個說法,第一種是因為其上的紋路歪曲,看起來像魚的腸子;第二種說法是其為一把小劍,能藏在魚的肚子之中,當時刺客便是把劍藏在烤魚裡,為吳王僚獻上烤魚時藉機抽出魚腸刺殺吳王僚。

薛燭還評價闔閭不推行仁政,他的子女死後還殺害活人陪葬,同樣作為其子女陪葬品的「湛盧」劍也就這麼離開吳國,飛到楚國了(古人視劍有自己的靈性,一把劍會自己飛來飛去沒什麼大不了的)。

闔閭自己死後,其子吳王夫差將他的棺木和包含魚腸在內的數千隻寶劍一同下葬,葬後三日,闔閭的塚上面出現了一隻白虎,因此大家把闔閭的墓葬地稱作「虎丘」。而一般相信,闔閭在虎丘中的確切下葬位置,是在名為「劍池」的池子裡,不少人為了得到闔閭的寶劍而來到劍池探查,包括秦始皇在內。


虎丘山景入口(圖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iger_Hill_Entrance.JPG



位於虎丘的劍池(圖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89%91%E6%B1%A0.JPG


唐人陸廣微所著之《吳地記》便記錄,秦始皇來到虎丘之後,遇見了盤踞在此地的那隻白虎,秦始皇便相牠丟了一劍,但沒有擊中,最後白虎便向西邊跑去而不見蹤影了。

我們回顧一下古劍豹的圖劍介紹:「遙遠過去喪命於劍下者的憎恨之情纏繞在雪上,變成了寶可夢。」

吳王闔閭雖擁有寶劍數千隻,但他卻不如擁有泰阿劍的楚王一樣,具有武勇與聖明之心,借助寶劍的力量使眾人信服。喪命於其劍下的亡魂眾多,包含其刺殺的叔叔吳王僚、用來陪葬子女而殺害的活口,最後魚腸劍被稱作「逆理不順」,湛盧劍又離他遠去。這種亡於劍下的憎恨之情,宛如《竇娥冤》中出現的六月雪一般,有苦說不盡,有恨道不完,只能藉由不合時節紛飛的大雪,訴出苦楚。


另外,古人也常用霜雪、冰來形容一把劍的鑄造精美、俐落,例如上述提到的薛燭,其在相「純鈞」劍時,便形容「觀其材,煥換如冰釋」,認為純鈞的材質就如同寒冰融解一樣,晶瑩剔透。

而唐代詩人李嶠寫的《劍》也這麼形容自身擁有的昆吾劍:「鍔上芙蓉動,匣中霜雪明。」用霜雪般的剔透明亮形容劍鞘中的寶劍。

唐代詩人賈島之《劍客/述劍》也如此形容:「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花了十年時間鑄造的劍,寒光閃閃有如霜雪,但仍未曾試刀過。

晚唐至五代十國的詩僧貫休,為了避禍黃巢之亂而來到了越地。後來朱溫建立後梁,將錢鏐封為吳越王,正式建立「吳越國」。貫休便寫了一首《獻錢尚父》獻給錢鏐,形容錢鏐「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十四州大約是錢鏐統領之地的數量,貫休在詩中比喻錢鏐用一把冰霜般的寶劍橫掃了十四州。不過有傳聞說錢鏐收到這首詩後雖然很滿意,但卻認為「一劍霜寒十四州」這一句可以再修改,因為僅有「十四州」不足以彰顯他的野心。

總之,一把劍儘管鑄造技術再精良,有如霜雪般晶瑩又俐落,但若沒有好的使用者,濫殺無辜而引發冤情與憎恨,恐怕也無法充分地展現出一把好劍的價值。


此圖與本文無關





古簡蝸與簡牘




相信有在遊戲中上過歷史課的玩家們,對「簡」是什麼已經有個概念了,簡就是在紙普遍流傳之前,東方廣為使用的書寫工具。然而「簡」在學界之中一般是「簡牘」的簡稱和通稱,而「簡牘」又是什麼呢?這兩個字要先拆開來看,「簡」是指竹片,而「牘」是指木片,因此「簡牘」合起來後就是指竹片和木片這類的書寫材料,當我們簡稱為「簡」的時候同理。


因此蕾荷老師在教課的過程中,說「簡」指的是木板是很不恰當的!
是很不恰當的!
是很不恰當的!
要嘛應該說簡是指竹片,要嘛應該說簡是指木片與竹片。


古代的書寫材料會有竹片與木片的差別,最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的因素,有些地方竹子多,人們自然而然主要用竹子當書寫材料,反之。但不少時候也會有竹子、木頭混用的現象存在。

當人們在一片一片的簡或是牘上面書寫完後,會將這些簡牘拼起來,再用繩子綁起來,變成能夠捲起來的卷軸,方便收納。但過度展開收合也容易造成繩子的斷裂,需要重新再綁一次,像是孔子就有過勤讀書而「韋編三絕」的故事。


現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居延漢簡》(圖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官方網站,https://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38/item/33/


大概在漢代蔡倫發明造紙技術以及紙張正式流行以前,簡牘一直是古代中國最主要的書寫工具,簡牘在後世出土後也成為重要的考古與歷史材料,19世紀以後不少簡牘隨著西方探險家進入中國探險後被發現。

而簡牘的出土地點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在墓穴之中,作為陪葬品的「書籍」在墓室裡面被發現;第二種是在中國西部等較乾燥之地域被發現。簡牘主要出土在這兩種地方並不奇怪,因為竹簡和木牘很容易因為潮濕腐爛,一般來說墓穴都會密封得很完整,物品容易保存,而乾燥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若是運氣好的話,甚至能發現連繩子都還在的簡牘。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有幾次比較著名的簡牘出土。像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1899年於西域探險時,發現了古樓蘭城遺址,並找到了一批漢、晉時期的簡牘,也證明了古樓蘭城的存在。

斯文‧赫定


「樓蘭」是古代西域的一個國家名稱,也是漢朝通往西域各國的交通要地,因此漢朝多次對抗控制樓蘭的匈奴勢力,希望能讓樓蘭臣服自己。

漢昭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派遣傅介子刺殺親匈奴的樓蘭王安歸,改立安歸親漢的弟弟尉屠耆作王,並將國名改為鄯善。

然而尉屠耆先前長久都待在漢朝作為樓蘭國的質子,又深怕被安歸的兒子所害,所以向漢朝說鄯善國內有處伊循城土地肥美,希望漢朝能派遣軍隊前來駐兵屯田。於是漢朝便派遣兵隊千人至伊循城開墾,引入「注濱河」的水,並招募鄯善和焉耆、龜茲另外兩個西域國的軍人來耕作,三年後「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而樓蘭國附近也有一座名為「牢蘭海」的大湖,牢蘭即是樓蘭之意,牢蘭海又名蒲昌海,是今天的尼布泊(尼布淖爾湖)的古稱。

這座湖泊在西域為數十條河流的匯集之地,成為西域的重要水資源。然而河水遷變無常,西域許多的水道不斷地改道,或潛伏於砂礫之中,也影響到各國與城市的發展。

以樓蘭本身來說,後來鄯善面臨河水改道,使水資源不足造成農業歉收與荒漠化等問題,逼不得已向南遷,留下了之後由斯文‧赫定所發現的古樓蘭城遺址。

根據《水經著》記載,樓蘭故地在唐代時已經是無人之境,與《漢志》所記載的情形大為不同,而許多唐代繁榮的西域城鎮,到了清代也早已埋沒到沙石之中,數十條原本流入羅布泊的河流也不復存在。


樓蘭古城遺址(圖源:新疆若羌縣人民政府網站,https://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38/item/33/


斯文‧赫定在樓蘭古城的成果,也拉開了後來中國簡牘發現與考據的序幕。像是1901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Aurel Stei)在新疆的尼雅,發現了以佉盧文寫成的木牘,其被認為應是同屬古代西域國家的于闐國所流傳下來的,而斯坦因也陸續在敦煌發現了一批漢文簡牘。


斯坦因


1907年時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Émmannuel Chavannes)幫助研究這些斯坦因發現的簡牘,後有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等人的加入,將研究成果發表為著作《流沙墜簡》,這也是近代中國學者首次使用考據學的方式研究簡牘,為後來的簡牘研究打下了基礎。



讓我們把視野拉回到古簡蝸身上吧,古簡蝸的圖鑑說明:「會吸取草木的能量,使周圍的森林霎時乾枯,田地的農作物歉收。」彷彿就像是這批19與20世紀之交,在中國西邊陸續出土的簡牘,見證了原本繁榮的西域各國與城鎮,如今早已埋沒在塵土之中的過往一樣。

而古簡蝸的另一條圖鑑說明:「將王所行之惡事記於木簡而遭懲罰者的恨意裹上了枯落的葉子,變成了寶可夢。」不少人看到這一個說明,聯想到了春秋「崔杼弒其君」的故事。

這個故事簡單講就是齊國大夫崔杼被齊國君齊後莊公NTR,齊後莊公與崔杼的妻子有染,崔杼因此心生不滿,憤而殺害齊後莊公。

齊國的太史將這段故事記錄下為「崔杼弒其君」,崔杼因此不滿,把太史給殺了,太史的大弟於是繼承太史的位置,繼續記錄「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殺了。

太史的二弟又繼承了這工作,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實在沒辦法,決定放他一馬。同一時間太史的族人南史氏以為齊國太史一家都被殺了,準備簡牘前往齊國接替齊太史的職務,之後發現「崔杼弒其君」這幾個字已被牢實地記錄,才安心地離去。

後世在引申「崔杼弒其君」這個故事時,不免對故事中太史一家的勇氣,以及為了要傳承正確歷史的態度而讚譽有加,歌頌他們的氣節。

不過我們在這邊仍注意幾件事,為何太史死掉後,他的弟弟們和族人都要接連接替他寫史的職務呢?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傳承他的意志,不惜犧牲生命也要自願寫下「崔杼弒其君」,這只是單純因為先秦時代,各國原先皆奉行「世卿世祿」制,也就是每一個官方職務,都是由周所派遣到各國,並由分別由一個家族所傳承,具有世襲性質。

這也就是為什麼哥哥死掉,弟弟必須接替他的職務了,而這種世卿世祿制度,到了東周後期,逐漸被官僚制度所取代掉,各國君主直接任命官員,加強對於官員的控制性。

而很多人也常為故事中的太史在寫史時,具有強烈的歷史正義感與捍衛真相的精神,但我們還是要先理解歷史對於先秦時代世什麼東西。

周代具有很嚴密的史官制度,光是史官就分為太史、御史、大史、小史等等好幾種,史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進行文書工作、保存文獻,以及幫周天子監視各國,掌握各國的大小情報。換句話說,對這些史官而言,他們不是在紀錄「歷史」,而是在紀錄當時候的「新聞」,幫助周天子能夠輕易了解各地的狀況。

另外在周代,寫史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來記錄事件,觀察大小事的變化,以作為卜問之用,包括紀錄天文、災難等等,都成為史家筆下紀錄的事情。人們藉由這些史官的紀錄,觀察並占卜,預測未來事件的走向。

因此,史官紀錄的事件細節、褒貶評價都不必太過瑣碎與完整,簡單紀錄就好,就像「春秋之筆」、「微言大義」一樣。如故事中「崔杼弒其君」只用了五個字就講完故事了,但也因為沒有完整的始末而引起了崔杼的不滿。

總結來說,「史」作為流傳後世、評價人物褒貶、宣揚民族價值……等等的「歷史意識」,在先秦時代仍未明顯地呈現出來,恐怕得要到西漢司馬遷著《史記》的時代之後才成形。


司馬遷跟隨父親成為太史,其實也由舊時世卿世祿制度的影子,當時寫史強調「家法」,寫史的技巧與觀念由家族之內傳承。而司馬遷所擔任的太史,除了掌管典籍與寫史,也必須兼管天文曆法與祭祀。


秦統一六國後,將「御史」轉為具有監察性質的監察官,作為皇帝的耳目。
秦始皇找來侯生與盧生兩位「方士」替他煉出仙丹時,侯生他們不侯侯做代誌,煉丹不成反在城中誹謗秦始皇,秦始皇便命御史盤問有參與誹謗的儒生們,引發「坑儒之禍」。

最後侯生被秦始皇抓到,秦始皇問他怎麼還有勇氣見他,儒生說他奢糜無度,一定自取滅亡,秦始皇聽了後問他怎麼不早說,侯生則回答之前他不敢說所以逃亡,如今將被處死才敢進諫,最後秦始皇決定放過他。

而對於故事中的「儒生」是哪種人,學界有不少討論,有人認為是指學習儒家之道的人,也有人認為是像侯生這類學習煉丹、巫術的方士。

但不管如何,從坑儒之禍可以見到國家到了秦朝已由世卿世祿的封國制度,轉向為皇帝掌管官僚的中央集權體系,秦始皇甚至借助官僚之力來掌控人民的言論。


明代《帝鑑圖說》上的焚書坑儒圖畫


某一方面來說,「史」的紀錄有時也會反映出特定政權的價值觀,例如西晉時出土了一部先秦簡牘《竹書紀年》,會命名成《竹書紀年》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由簡牘所作成的史書。

《竹書紀年》是魏國所作的史書,出土時因為許多內容與《史記》有出入,而引發不少討論。例如《竹書紀年》紀載舜跟禹都是透過政變取得權力,而並非《史記》中記錄的禪讓,與一般認知的歷史知識不同。

《竹書紀年》深刻地反映出了魏國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後來這部竹書紀年也在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風潮時,傳入歐洲,翻譯成歐洲版本的Bamboo Annals,成為當時候歐洲人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材料之一。



以動物形象來看災禍之寶


哇呼!恭喜你結束了落落長的器物形象章節
接下來就讓我們用動物形象的角度來看看四災的設計吧
這一個章節應該比較輕鬆簡單一點?大家就安心地服用,作個文章的結束吧



古鼎鹿與鹿



還記得古鼎鹿的圖鑑介紹「古老儀式用的容器中注入的恐懼把土石裹在自己身上,變成了寶可夢。」嗎?

我常在想這邊所指的「恐懼」有沒有可能是被丟到鼎裡面煮的動物呢?


鹿在商、周兩代的祭祀文化中,的確是一種被狩獵的大宗動物,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件「鹿方鼎」,也反映出了古人對於鹿這種物種的熟悉與親近感。

我們可以看看《逸周書》是怎麼紀錄周武王打獵的狀況的:「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從文中我們能看出,周武王光是一次的打獵,就獵了麋(麋鹿)、麈(駝鹿)、麝(香獐)、麇(獐)、鹿等等種類的鹿。我們大概可以猜想,這些被捕到的鹿,不是被吃,就是被拿去祭祀。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一件文物,是現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一顆鹿頭骨,上面帶有一些刻辭,上頭紀載商王帝乙或帝辛征討他國,回程中狩獵,將獵物祭祀予商王武乙或文丁。我們大概也能推測這隻鹿就是當時被獵捕而被拿去祭祀的倒楣傢伙。


(圖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4f87c04f184eff28e30eb5cd478866ad


而說到打獵,打獵對於先秦貴族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戰國時代「以民為兵」以前,打仗事屬於貴族份內的事,人民沒有義務役,更不用上戰場,而貴族會藉由打獵這項活動,訓練自己的軍事技巧。

傳說在周文王的時代,周文王建立了一個叫做「靈囿」的獵場,希望能夠與民同享,和人民一同在裡頭狩獵。

孟子形容周文王的靈囿「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他認為周文王施仁政于人民,人民也願意幫助文王建立靈囿,與其同享,而文王在靈囿中看到的是鹿隻安逸地趴伏,鳥兒擁有著潔淨的羽毛,魚兒也都活潑地躍動著。
孟子用此故事告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重要性。


豐子愷《護生畫集》中所繪製的《麀鹿攸伏》

戰國時代的齊宣王同樣也建造了一個園囿,但與周文王的理想不同,他並非要與民同樂,而是要自己獨享,並立下了「殺其麋鹿如同殺人之罪」的規定,若是人民在園囿中獵麋鹿,與以殺人罪辦。

不過齊宣王對於人民都不滿他的園囿很不諒解,某天他向孟子詢問,相傳周文王的靈囿有七十里,他的園囿只有四十里,為何人民還是認為太大呢?

孟子則回應周文王是為與民同享而建靈囿,但齊宣王建了靈囿還下了殺麋鹿如殺人這種無理的禁令,不管多小都像是在國中設立謀害百姓的陷阱一樣,人民當然會感到懼怕。



另外之前提到的「問鼎」這個詞彙,形容對於權力的追求,在此也能與「逐鹿」連結在一起。

逐鹿這個詞出自於《史記》,謀士蒯通對劉邦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將鹿比喻成地位與權力,並將群雄互爭的場面與狩獵連結在一起。直到今天,逐鹿這個詞還是出現在每個人的字典當中,繼續描述人爭取與爭奪權力的景況。


自由時報在2020選舉期間,於網站上開設了「總統逐鹿」的項目,便是體現了逐鹿一詞象徵爭奪權力的意涵




古玉魚與金魚



金魚這種魚類,是中國卿魚的變種,最早又被稱作「文魚」,例如在山海經中寫道:「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此處的文魚,或是指有花紋的魚,或是紅色的卿魚。

金魚也在17世紀時由中國傳入了伊比利半島,並在18世紀後隨著中國熱在歐洲的高潮,英國、法國等地區逐漸流行養金魚,與有錢的歐洲人建造中國式庭院一樣,養金魚成為一種時尚。


1856年於倫敦出版的書籍The Book of the Aquarium and Water Cabinet中,繪製養著金魚的水族箱


金魚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性物種,包括金魚因為諧音「金玉」,與金玉滿堂的概念連結在一起,被視為是吉祥、福氣的象徵。家家戶戶喜歡在自家池子裡面養著鯉魚、金魚這類的魚類作為觀賞之用。

順道一提,古代人養魚也可以說是一種「順便」的舉動,因為儲水的方便,以及預防火災的救火之用,每戶人家裡幾乎都會有水缸或是儲水池,而既然有了這些資源,不如就順便養魚吧。

中國也有許多地方以「金魚池」作為命名,例如北宋的《太平寰宇記》紀載,鄱陽縣有一處叫做「金魚池」的池子,是南梁的鄱陽郡王用來養魚的地方。

清代翟灝著的《湖山便覽》也提到,杭州的月輪山有一座開化寺,寺園中有一座金魚池。文中提及蘇軾曾經來到這裡,得知池中有一種金色的卿魚,希望能親眼見到,但儘管蘇軾投放了餌食,金魚也不輕易出現。翟灝評論這種珍貴的金魚能夠持續留存,正因為牠「難進易退而不妄食」。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金魚畫像(圖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典藏臺灣官方網站,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0/75/90.html


而宋、明、清三代也有不少皇帝喜歡在宮中養金魚,像是清代園明園中的四十景「坦坦蕩蕩」,一開始被稱作金魚池,後來便被俗稱為金魚池。



坦坦蕩蕩是康熙後期仿建自杭州的「玉泉魚躍」,作為皇帝觀覽金魚的絕佳場域,雍正與乾隆等清代皇帝皆有為坦坦蕩蕩作過詩。

雍正的《金魚池》:
「甃地成卍字,注水蓄文魚。
藻映十分翠,圃圍四面虗。
泳遊溪漲後,潑剌月明初。
物性悠然適,臨觀意亦舒。」
 
乾隆的《坦坦蕩蕩》
「鑿池為魚樂園,池周舍下,錦鏻數千頭,喁唼拔刺於荇風藻雨間,迴環泳遊,悠悠自得。詩云眾維魚矣,我知魚樂,我蒿目乎斯民!……」

可見皇帝們在飽覽魚兒悠游之時,感覺通身舒暢而怡然自得。


《坦坦蕩蕩》,收錄於《圓明園四十景圖詠》,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不過坦坦蕩蕩隨後也在清末的英法聯軍之役中,遭受到了兵火之災。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時,英國軍隊領導額爾金伯爵(JamesBruce),為了報復清國俘虜英國外交人員並將其虐待致死,下令燒毀園明園。這場大火讓英法兩國的軍隊以及當地的強盜土匪得以趁火打劫,造成大量古蹟、文物的破壞與流失。

儘管到了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後,在八國聯軍期間園明園又再次被洗劫摧毀,甚至到了民國以及中共建國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圓明園又接連遭逢被盜伐樹木、盜運石材的以及盜竊文物的命運。過去風光的坦坦蕩蕩遭逢了戰火的無情,經歷了現代的修復後,也終於在2008年重新對外開放,讓世人得以親身體會過去皇帝們一睹金魚風采的滋味。





古劍豹與豹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從珠紫發售以來,不少玩家都將古劍豹的形象與「虎符」連結在一起。「虎符」這個物件,是春秋戰國以後,中央賜予給地方官或是軍官,用來調兵的憑證。一般來說,虎符會分成兩半,一半置於朝廷,另一半交予地方官或是軍官,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能用「合符」的方式,確認兩半虎符對得起來,確保對方持有的虎符並非偽造。


現存於故宮博物院的辟大夫虎符(圖源: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bronze/232088.html?hl=%E7%A7%A6%E6%9D%9C%E8%99%8E%E7%AC%A6


講簡單一點,誰持有虎符,軍隊就會聽誰的指揮,因此歷史上常常有人為了奪得兵權,而「奪符」的故事,例如戰國時代「竊符救趙」的故事。

戰國時代秦國攻打趙國,引發「邯鄲之戰」,趙國的平原君向魏國求援,魏國也派出將軍晉鄙領兵救趙,但隨後秦王威脅魏王如果魏國感救趙,秦國打完趙國後,下一個目標就會是魏國。

魏王因此心生恐懼而停止進軍,最後衛國的信陵君極力勸說救趙仍未果,決定偷取虎符,並假冒魏王之命請晉鄙將軍隊交給他。晉鄙核對虎符後確認虎符為真,但心生懷疑,不肯將軍權交出,最後信陵君只好殺了他來奪取兵權。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若是身為軍隊裏面的菜雞小兵,上頭發生什麼事,或是君王派遣新的軍事領導,都是一位小兵很難直接得知實情的,唯一能確認的是,誰持有虎符,誰八九不離十就是上頭派來統領兵隊的人。身為一個戰場上的砲灰,也管不了那麼多事,跟隨持有虎符的人就對了,也因此奪取虎符成為一個奪取兵權的重要手段,虎符也被視為是軍事和武力的象徵。

若我們比較一下古劍豹和虎符的形象,的確能發現有幾分神似。不可否認古劍豹的形象或有參考虎符,但筆者覺得比較可惜的是,當大家的焦點都被虎符吸引走,將古劍豹與老虎、白虎過度連結,而沒辦法正視古劍豹的「豹」的形象,也就失去了遊戲以豹作為形象的意義。

豹這種物種,在古代中國並不少見,也有許多古人嘗試養豹的紀錄,而養豹的文化在唐、元、明時期盛極一時。

以唐代的例子來說,唐代受到「胡風」的影響頗深,國境內有不少的「化外人」(外國人),相較於秦漢對於西、北亞外族的防衛性格強烈,唐帝國能較為融洽地於西、北亞外族共處,也有不少外國向唐帝國頻繁地進貢,而「豹」也成為大宗的進貢項目之一。

我們可以看看《唐會要》中的幾個紀錄:
「開元初(康國)屢遣使獻鏁子甲水晶桮及越諾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
「開元十五年(史國)其王阿忽必多延屯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

開元年間,康國、史國等國家都會向唐朝進獻豹,也給予了唐代養豹風氣一個良好的基礎。這些被馴養的豹,除了作為拿來吸跟觀賞的寵物之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幫助狩獵,例如我們能從唐代章懷太子墓穴的《狩獵出行圖》中看到,一群人浩浩蕩蕩地出獵,其中還有人帶著豹。


現存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的《狩獵出行圖》(圖源: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官方網站,狩獵出行圖II - 盛世壁蔵唐代壁畫文化特展.二部曲(hanwei-hanya.com)
 


這種養豹的風氣,也能在胡風更為強烈的元代中看到,仍有人會帶著豹一同跟隨打獵,例如著名的《畫元世祖出獵圖》中可以看到,有人帶著豹坐在馬上,一起跟著元世祖的馬隊出獵。

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畫元世祖出獵圖》(圖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畫元世祖出獵圖>大汗的世紀(npm.edu.tw)
 

而將養豹文化推向高峰的,可以說是明代的明武宗了。明武宗是個有趣的皇帝,後世的史家多評價他是荒淫無度、耽誤國政的皇帝,但在民間傳說中,有不少將明武宗形容成打擊貪官汙吏,守護平民形象的傳聞。

不管如何,明武宗是個極度崇尚武力的皇帝,他希望重振明朝的軍事實力,此舉也引來眾多文官的反對,因為若皇帝加強軍官的權力之後,中央的文官體系勢必會被削弱。


明武宗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受到這些反對派的文官所影響,後人對於明武宗的想像多半帶有荒淫無度與暴虐的形象存在。

明武宗有一個知名的事蹟,就是他遷出紫禁城,另建了宮殿與行政官廨「豹房」。明武宗的遷出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擺脫那些反對他重建國家武力的文官們,第二個則是就近訓練國家的武力。講到這裡,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豹房」是什麼地方?

有看過一些稗官野史的玩家們可能會聽過,豹房就是明武宗建立來收集天下美人,用來「娛樂」的場所,有許多人也想像豹房是個邪惡的大淫窟,形同「炮房」。

這些言論可以說是對以及不對,正如上所述的,明武宗是將整個宮殿遷出,直接住在那裡,原本在紫禁城的後宮當然也會一起遷到豹房去,人家在那邊會享受後宮佳麗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主要給要破除的迷思是,豹房不是明武宗單純為了享樂而另外增設的場所。

其實早在明武宗遷出紫禁城之前,豹房便已經存在了,那是明代用來養豹的地方。明武宗時期這些在豹房養出來的豹,就跟以前一樣,能夠幫助受獵,必要的時候甚至能在戰爭上發揮作用,也因此養豹在明武宗時代被視為重要的重振國家武力的項目。

明武宗將宮殿和行政場所遷到豹房後,在原本的豹房附近建立了豹房官廨,作為軍事的指揮總部,附近地區又設立軍隊的訓練場地,能加強對於這些兵人的訓練與控制。

居在豹房最多的人除了明武宗的後宮之外,便是「豹房軍官」了,豹房軍官是負責訓練豹並攜帶豹出獵,以及守衛豹房地區的職務。能當上豹房軍官的都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多半是蒙古人和西域人的後裔,而有學者認為豹房軍官的體制,是承襲元代「攜豹狩獵軍人」的編制。

總地來看,豹房的建立比起享受后宮佳麗,更重要的是明武宗希望架空原本的文官行政,重振國家的武力,恢復已經消失的尚武精神和生活風格。包括他建立新宮殿的選址,以及畜豹狩獵的作法無疑都是在展現明朝和帝王的武勇。




擔任豹房軍官的人,會被授予一面「豹房勇士銅牌」(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豹房勇士铜牌(chnmuseum.cn)


不過在明武宗死後,豹房也被廢止,皇帝遷回紫禁城,後續一些原由明代官方養的豹也都被決議殺死,中國的養豹文化在明武宗達到高峰後,又逐漸黯淡了。

我們在把焦點放在虎符身上的同時,或許也不該忘記「豹」這個生物在中國也曾經具有重要的舞台,牠本身也跟虎符一樣是軍事武力的象徵,甚至在明武宗時期達到了極致。

希望各位玩家在看到古劍豹的時候,能回想起來牠可是一隻豹而不是老虎啊!豹豹那麼可愛!




古簡蝸與蝸牛



終於來到了文章的尾聲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輕鬆點的古簡蝸吧!
看到蝸牛與古簡蝸的圖鑑介紹,大家都不難理解,因為有些品種的蝸牛對於農業來說是害蟲,造成農作物的欠收。



有趣的是,古人認為蝸牛爬行留下的痕跡,看起來很像「篆書」,因此又將這種痕跡稱之為「蝸篆」。篆又分為兩種,一種叫「大篆」,又稱「籀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流行於秦國的文字,另一種又稱「小篆」。秦統一六國後,為了達到「書同文」,秦國丞相李斯便主持了統一文字的工作,改良大篆成小篆,定為國家的統一文字。不過小篆彎彎曲曲的,在凹凸不平又粗糙的簡牘上面很難書寫,秦漢之際開始有人改造字型成較方正的「隸書」,隨著東漢以後廣泛使用隸書,小篆文字便不再為官方法定書寫文字了。

現存於中國審計博物館的《睡虎地雲夢秦簡》,其上的文字即為篆書(圖源:Wikimedia Commons,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amboo_Slips_of_Qin_Dynasty_Unearthed_from_Shuihudi_2013-01.JPG

我們可以看到篆書確實彎彎曲曲的,的確很像蝸牛爬過的痕跡,怪不得古人將這些痕跡稱之為蝸篆。
 




這邊舉出一些有「蝸篆」的文字作品
如北宋毛滂《玉樓春》中:
「泥銀四壁盤蝸篆。明月一庭秋滿院。」
 
元詩〈遂閒堂獨坐自和三首〉中:
「苔垣蝸篆斜行玉,柳岸鶯梭巧織藍。」
 
明代陸容撰之《菽園雜技》中寫道:
「聞蜈蚣過蝸篆,即不能行。」
其說明蜈蚣爬過蝸牛走過的痕跡後,就不能行走了,用以說明天地萬物互相牽制相剋的道理。
 
明代《岱宗藏稿》中形容:
「無筆書凡七種,曰鴈行,曰蝸篆,曰鳥跡,曰屋漏痕,曰虬松槎牙,曰龍蛇飛鬬,曰公孫大娘舞劔」
將「不是用筆書寫」的文字形容成七種,包含了蝸牛爬行的痕跡、鳥兒飛翔的軌跡等等。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能看出,「蝸篆」在古人的文字當中,除了指稱如同篆文一般的蝸牛爬過之跡以外,有時也能用來形容一處的景致優美,幽靜自然,正如同「鳥語」、「花香」等詞彙一樣。

清末民初畫家溥心畬所繪製的蝸牛(圖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gov/posts/pfbid02vJ3Ecck7iUUFEDQkWeu7YG3MMZjuqfbs3MbzPjGqWjkP8nDrxgDWufTRRYpLvjRJl




結語

老實說打到這裡,我已經不知道怎麼作結了。


我覺得災禍之寶的設計挺有意思的,設計者以歐洲作為出發點,以災禍之寶的背景呈現舊時歐洲中國熱的風潮,以及西方人對於東方世界的想像。而災禍之寶的器物以及動物形象,也都呈現出濃厚的東亞風情。

可惜的是,這種對於東方奇異式的想像,也隨著人種學、地理學等科學式的研究,逐步被破除而形成一種「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過程,也給予之後西方帝國主義漸進東方世界的基礎。

大家應該有發現四災寶可夢的屬性是能形成一個互剋的循環的,就好比五行一樣,可惜還差了一個「金」,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看到。

就這樣,感謝看到這裡的讀者們花了這麼大把的時間看了這篇意義不明的文章,希望筆者拙劣的筆法能為你們的生活帶來一點消遣和樂趣。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預計下次會再寫一篇文章,探討帕底亞地區的歷史和設計藍圖,說明本次遊戲主題「尋寶」、帕底亞巨坑設計與伊比利半島的關聯,前提是我有時間的話啦。


如果對文章有任何問題,或是想要指正的地方,也歡迎提出
感謝



參考資料

為了避免顛倒是非,最後放一下參考資料。
 

一手史料

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1。
李步嘉撰,《越絕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吳曾撰,《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脫脫等撰,《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80。
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王德毅校訂,《宋會要輯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文明系,,2008。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范曄撰;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台北: 鼎文書局,,1981。
袁康、吳平輯錄,俞紀東譯注,《越絕書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酈道元撰、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沙海昂註;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北京:中華書局,2004。
鄭慧生注說,《山海經》,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朱右曾,《逸周書》,台北:漢京文化,1980。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 : 中華書局,2007。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2。
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7。
尤袤撰,《全唐詩話》,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翟灝,《湖山便覽》,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陸廣微,《吳地記》,維基文庫,網址:吳地記-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wikisource.org)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四十‧雜記上第二十,維基文庫。網址:禮記正義/40-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wikisource.org)
萊布尼茨;梅謙立、楊保筠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伏爾泰;梁守鏘譯,《風俗論》,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95。
伏爾泰;吳萍譯,〈論中國〉,收錄李瑜青、尤奇炎編《伏爾泰哲理美文集》,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頁201-204。
John Payne等編;郭嘉宛譯,《一千零一夜故事集》,台北:漫遊者文化,2018。
 

二手文獻

(一)專書

Diarmaid MacCulloch,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ume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Walter A. Raleigh, The English voyages of thesixteenth century. Glasgow : J. MacLehose and sons, 1910.
Christopher M. S. Johns, China and the Church.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Victor G. Kiernan;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台北:麥田,2001。
Faris J.T.;黄卓譯,《地理創造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Jurgen Osterhammel;劉興華譯,《亞洲去魔化》,新北:左岸文化,2007。
Robert Aldrich;林玉菁譯,《帝國如何改變世界》,台北:城邦文化,2022。
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王新生,《《古蘭經》與伊斯蘭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許曉光,《天方神韻:伊斯蘭古典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台北:博遠出版,1993。
張西平,《跟隨利瑪竇來中國:1500-1800 年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宋念申,《發現東亞》,新北:聯經,2019。
Lothar Ledderose,《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二)論文

John F. Moffitt, “Medieval Mappaemundi andPtolemy's Chorographia” Gesta, Vol. 32, No.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 tional Center of Medieval Art, 1993):59-68.
Donald F.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 No. 4 (Pennsylvan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ress, 1945): 436-455.
汪高鑫、王子初,〈周代的史官制度與史官精神〉,史學史研究2021年第3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21)。
何晉,〈從《周禮》史官設置看先秦史學的產生與發展〉,《中國文化研究》2020第4期(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20)。
謝嘉裕 、蔡信雄,〈強化觀賞魚繁養殖場疾病監測以提升國際競爭力〉,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6期(台北:台灣經濟研究院,2011)。
蓋杰民,〈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三期(北京:故宮博物院,1998)。
李建緯,〈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出土玉魚圖像研究─兼論其與片狀蚌魚、銅魚形器之興衰與互動〉(台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賴俊斌,〈先秦動物寓言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

課程

110-1陳建文,秦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選修課。
110-2陳建文,兩漢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選修課。
111-1施靜菲,東北亞藝術史概論,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通識課。
111-2陳慧宏,歐洲海外擴張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選課課。
111-2陳弱水,中國社會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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