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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前蘇聯駐貝魯特大使綁架事件【KGB的反恐機構】

樓主 ☭斗大的字☭ A78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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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時代,蘇聯臭名昭著的情報機關克格勃的功能一共9項,其第二項是,「打擊間諜、顛覆、恐怖主義及其他爆炸活動」。 第三項才是「打擊反蘇維埃及民族主義因素的敵對活動」。這種情況下少有人敢擼虎鬚。克格勃當時可是談之色變的存在。克格勃的前身肅反時可是幹掉了幾百萬蘇聯人,手狠的嚇人。

克格勃的人喜歡先發制人,所以在蘇聯時期很少發生恐怖事件。當年的蘇聯,非法持有爆炸物的抓到【古拉格】幹活!持有非法槍枝的抓到【古拉格】幹活!非法傳教的抓到【古拉格】幹活!有不良傾向的還是抓到【古拉格】幹活!蘇聯的後30年里,在克格勃的高壓下僅僅發生了5次爆炸案。1977年的莫斯科爆炸案,克格勃的專家僅憑炸彈上植物就找到了恐怖分子的老巢。

注:【古拉格】俄語:ГУЛаг俄語全稱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意思為「勞造營管理總局」

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營綜合分布圖

其中,最狠得得事件1985年蘇聯駐貝魯特大使遭到恐怖分子綁架殺害,1985年黎巴嫩真主黨綁架了蘇聯駐貝魯特大使館4名外交人員,手眼通天的克格勃的特工當時抓了真主黨的好幾名高層全部虐殺。並且派人把屍塊(有說是人頭)送去給了劫匪。並留下了一句話:「如果不釋放其餘3名蘇聯外交官,其他真主黨領袖也將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從此以後再也沒人敢朝俄外交人員下手。

事件背景

前蘇聯和黎巴嫩真主黨已在敘利亞內戰中結成緊密聯盟,雙方採取同樣立場,都支持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但在歷史上,雙方的關係並不那麼友好。
當真主黨游擊隊在1985年綁架了四名蘇聯外交人員並殺害了其中一人時,俄羅斯立刻派遣克格勃旗下的「阿爾法」特種部隊(Alpha Group)前往黎巴嫩處理危局。

事件經過

1985年9月20日,真主黨分支「伊斯蘭解放組織」在貝魯特綁架了四名蘇聯外交官。恐怖分子傳話說,「被綁的蘇聯人將被一個個處死,除非莫斯科對親敘利亞軍人施壓,令後者停止對黎巴嫩北部港口城市的黎波里陣地的炮擊(當時處於親伊朗原教旨主義武裝控制下)。」
莫斯科一開始試圖打開溝通渠道,通過談判解救人質。但是在綁匪處決一名人質後,莫斯科派出了阿爾法部隊。
令各國記者大感意外的是,其餘人質幾周後都被釋放,要知道,許多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人質不得不滯留數月、甚至數年之久。
人們最初把功勞算在當時在黎巴嫩負責為敘利亞部隊提供情報的加西·坎南准將(Ghazi Kanaan)身上,認為是他指揮了人質救援行動。這類小道消息逐漸流進其他國家的記者耳中。
麥金尼寫道:「西方記者報導說,由於親敘利亞的民兵進行嚴密排查,迫近綁匪所在地,綁匪無奈之下釋放了其餘三名人質。」
不過,《每日新聞》引述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稱,事實上是克格勃的談判促成了人質釋放。在《黎巴嫩真主黨的全球足跡》(Hezbollah: The Global Footprint of Lebanon’s Party of God)一書中,馬修·萊維特(Matthew Levitt)澄清了這一情節。他說,負責行動的不是普通克格勃特工,而是阿爾法特種部隊。
「有個人說,克格勃綁架了綁匪組織頭目的一個親屬,割下他的耳朵寄給了他家人,」萊維特寫到,「另一個人說,阿爾法小組綁架了一個綁匪的兄弟,給他家人分兩封信寄了兩根手指。」
「還有一個版本說,蘇聯特工綁架了12個什葉派人質,其中一個是真主黨頭目的親屬。此人遭到閹割還被爆頭,屍體的嘴裡塞著割下的睪丸被運給了真主黨。附上的一封信里威脅說,如果三名蘇聯人質無法獲釋,其他11個人質也會得到類似下場。」
儘管各種版本複述的情節不同,但效果都一樣。既然阿爾法部隊被派到貝魯特且人質迅即獲釋,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此前都無法在如此短時間內從黎巴嫩綁匪手中解救人質,那麼是阿爾法部隊而不是敘利亞促成此事的這種說法似乎更合理。
俄羅斯一直有把恐怖分子的家屬作為目標的政策。報導中所述的阿爾法特種部隊在貝魯特的行動,與這一傳統完全一致。
貝魯特的傳奇稱得上是阿爾法特種部隊最轟動的一次行動。而這個部隊也繼續擔當著蘇聯和俄羅斯軍事、情報和反恐力量中的重要角色。

「阿爾法」特種部隊成立經過與在冷戰時代的戰績

1974年,為了應對類似兩年前發生在慕尼黑奧運會的黑色九月襲擊,克格勃成立了俄語名為「Spetsgruppa A 」的阿爾法特種部隊。
黑色九月事件中,八名與巴勒斯坦解放陣線有關聯的恐怖分子潛入奧運村,殺死了兩名以色列運動員,並將另外多名運動員綁為人質。幾個小時後,西德警察在北約一處機場發起倉促營救,以失敗告終,另外九名以色列人命喪當場,五名恐怖分子和一名西德警察也在交手中喪生。
這次慘案後,阿爾法特種部隊應運而生,並很快擔負起比反恐更為廣泛的使命。
1979年,當蘇聯侵略阿富汗時,阿爾法部隊和克格勃另一支特種部隊Zenith Group領導了由700名士兵組成的特遣部隊,對位於喀布爾的阿明宮(Tajbeg Palace)發起突襲。

突擊隊員們借著保衛俄羅斯大使館的幌子進入阿富汗,在1979年12月27日對總統府發起襲擊,襲擊總統府是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第一階段。當晚,阿富汗總統哈菲佐拉·阿明正在總統府內舉行派對。突襲發生時,現場有大量平民賓客以及住在阿明宮的內部人員,包括婦女和兒童。
一名參加當年突襲總統府行動的特種部隊軍官在2009年對BBC透露,行動的指揮官們命令士兵槍殺宮內所有的人。

「我是一名蘇聯軍人,」魯斯塔姆·圖桑庫洛夫(Rustam Tursunkulov)回憶到,「我們受到的訓練就是要無條件執行命令。我身在特種部隊,那是最糟糕的任務。」

一個名叫娜吉芭(Najiba)的11歲阿富汗女孩當時在總統府內。她對BBC回憶說:「我看到的情景,真主啊!地上躺滿了人。我看到一個人……就像噩夢般的恐怖片。到處都是屍體。非常多。」
「請試著去理解,在戰鬥發生時很難知道有沒有兒童在場,」圖桑庫洛夫解釋說,「在任何軍隊中都得有人去完成最殘酷、最可怕的任務。不幸的是,發動戰爭的不是軍人,而是政客們。」
阿明總統11歲的兒子在襲擊中被殺,阿明本人要麼死於這次襲擊現場,要麼死於襲擊後不久,也許遭到了處決。根據圖桑庫洛夫的敘述,總統府中所有被殺者的遺體都被裹以地毯就近掩埋,沒有儀式。
在整個1980年代,阿爾法特種部隊繼續執行克格勃的任務,展開各類國內反恐和反間諜活動。這支部隊把美國中情局探員和特工作為目標,還領導了1983年發生在喬治亞首府提比里西的俄航6833航班劫機案的突襲解救行動。他們殺死了三名劫機犯,逮捕了其餘犯人,但有五名人質失去了生命。

1991年1月,阿爾法特種部隊派遣到立陶宛的分遣隊試圖震懾該國退出蘇聯的運動,在攻占首都維爾紐斯電視塔的行動中,14名平民被殺,數百平民受傷。
1991年蘇聯819政變其間蘇聯共產黨內的強硬派成員,包括蘇聯的副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國安會局長和蘇聯國防理事會副主席等。因反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政策而發動政變。阿爾法部隊接獲命令突襲俄羅斯議會。特種兵們得到命令,抓捕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若其逃跑就擊斃他。
20名阿爾法特種部隊軍官抗拒該命令,拖延時間,直到政變最後崩潰。

分隔線

以血還血:揭秘蘇聯克格勃的反恐行動

蘇聯時期,反恐屬克格勃的職責範圍,主要由五局承擔,一、二總局及三局亦擔負各自領域的反恐任務,其餘各單位有協同職責。克格勃情報、行動、決策“三位一體”機制比較完善,其特點是垂直領導,高度協調,有機統一。其中情報蒐集和行動力量的統一是重中之重,統一基礎上的協調是靈魂,這一機制使克格勃反恐成效顯著,恐怖事件在蘇聯罕有發生。但對克格勃的過度依賴使蘇聯擱置了反恐根源性問題的解決,克格勃過度的思想箝制制度也為蘇聯末期各種極端主義思潮與運動的井噴埋下了隱患,過於強大的克格勃最終成為眾矢之的,是蘇聯解體的一個因素。

蘇聯時期,反恐屬克格勃的職責範圍。據1958年12月23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全會通過的“蘇聯部長會議克格勃條例”,克格勃的功能一共9項,其第二項是,“打擊間諜、顛覆、恐怖主義及其他爆炸活動”,第三項是“打擊反蘇維埃及民族主義因素的敵對活動”。克格勃部門繁多,職能全面,各部門均有協同反恐的責任。為預防威脅政權的現像出現,維護國家的穩定,克格勃對國內各種不穩定苗頭進行了嚴密的監控與預防,由此帶來了僵化的穩定。依據蘇聯刑法典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及第190條對“傳播詆毀蘇維埃國家製度和社會制度的顯而易見的謊言”的處罰,對包括恐怖主義思想在內的各種非社會主流觀點的散佈進行有過之無不及的預防。儘管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穩固政權有過血腥的鬥爭,但政權穩固後的蘇聯至解體前恐怖事件僅有零星發生,這與克格勃高效的工作機制、過度的社會控制有密切關係。俄羅斯是蘇聯遺產的最大繼承者,現行俄羅斯反恐機制亦有對蘇聯反恐機制的延承,研究蘇聯反恐機制是我們理解現行俄羅斯反恐機制的出發點。

蘇聯克格勃反恐機構

1954年3月13日,蘇聯成立了形式上隸屬於蘇聯部長會議,實際上由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和蘇共中央總書記直接控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成立之初的克格勃,由對外偵察局、反偵察局、軍事反偵察局、秘密政治局、經濟局、運輸局、監控局、加密解密總局、黨和政府領導人保衛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指揮局、調查局、核工業特別處、業務技術應用處、提供密碼工具與用於特殊目的的文件及文件與筆記檢查處、無線電反偵察處、提供特殊技術處、政府通訊處、檔案登記處、監獄處、人事局、教育機構局、總務局、計劃財務處、動員處、會計科組成。

從成立之初,克格勃就是對國內外都負有情報任務,擁有技術、人力手段,涉及多種行業、不同社會階層的集情報、安全、保衛於一身的多功能情報機構。蘇聯規定反偵察任務包括“發現、預防與清除間諜、恐怖主義、顛覆以及其他敵對組織、境內外資本主義國家思想中心與外國反蘇組織的偵察行為”,因此,反恐任務在反偵察局及軍事反偵察局均有承擔,而對外情報局的“К”局(反偵察局)亦承擔有防止恐怖分子入境的任務。蘇聯反恐任務主要由1967年成立的五局承擔。

1967年6月,新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呈交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匯報了國內反蘇活動情況,認為這些活動旨在“建立地下反蘇集團,為民族主義運動推波助瀾”,是“進一步活躍教徒和宗教派別主義者的反動活動”。在安德羅波夫的建議下,1967 年7 月克格勃專門成立了重點打擊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的機構,即克格勃第五局。其基本任務是針對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對一些在國際上有相當影響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蘇聯各地的猶太人、亞美尼亞、沿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拉脫維亞等表現出明顯分離意識的非俄羅斯民族實行嚴格的監控,建立情報網,同時對要求移民的少數民族公民進行嚴格審查。

五局共有15個處,其中五、六、七、十一處有明確的反恐任務。五處給予地方克格勃機關幫助,防止出現大規模反社會現象;偵察匿名散發反國家傳單者,或號召以暴力手段危害國家行為的人;預防恐怖主義傾向的檢查和組織工作。1969年8月,在五處“反恐”組基礎上成立了七處,職能是“揪出並檢查出於反蘇目的企圖使用炸藥和爆炸裝置的人”,該處下設偵察實施恐怖襲擊的匿名傳單作者組、反犯罪組,在地區分局和處機關還有監督工作組。通過各種渠道匯集到克格勃恐怖主義傾向、意向和行動的情報都歸口於七處。1977年成立了十一處,職能是“為粉碎敵人和敵對分子在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的準備和進行期間的各種破壞活動而開展肅反工作”。在奧運會閉幕後,該處被責成對體育界、醫療衛生界和科研機構進行監視。據情報對外國公民的恐怖嫌疑的偵查由克格勃第二總局實施。1989年年末這項工作交由十一處擔任,該處常與七處一起開展工作。反恐部門加入防止西歐恐怖主義滲透的任務。1982年,五局編制424人,123個州平均每州有200名諜報人員,總人數達到了25 000名,在國內形成了嚴密的監控網絡,以“可靠地掌握國家生活各個方面的情況” ,“監視社會的精神狀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之後,1989年8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下令撤銷了五局,在其人員和組織基礎上建立了“憲法制度保衛局”,從而使戈爾巴喬夫“民主化”思想在克格勃體係部分得以體現,使克格勃的工作性質和職權範圍發生了轉變。

儘管克格勃具有極強的情報能力,但70年代中期以前,由於沒有反恐行動部隊,也造成了反恐行動的遲滯。為預防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出現慕尼黑奧運會類似慘案,同時應付蘇聯國內已經出現的恐怖主義苗頭,1974年7月,安德羅波夫下令在克格勃系統內組建特種小分隊,隸屬於克格勃七局,直接歸總書記和克格勃主席領導, 任務是在國內外打擊恐怖活動。這支反恐分隊被定名為A小組,即後來的阿爾法小組。A小組的成立是蘇聯反恐機制的重要變化, 從此蘇聯形成了情報、決策和行動“三位一體”的反恐機制, 這種機制切合實情與實戰需要, 保障了蘇聯時期反恐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30餘年的調整後,至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克格勃由以下單位組成:秘書處、直屬克格勃主席的顧問組、公共關係中心、對外偵察局、反偵察局、軍事反偵察局、保障交通設施安全反偵察局、保障經濟安全反偵察局、監視局、加密—解密局、檔案登記處、竊聽電話與場所、為高級領導提供核避難局、電子偵察局、保衛局、憲法保衛局、打擊有組織犯罪局、特種業務局、邊防總局、分析局、檢驗局、技術業務局、調查處、政府通訊局、人事局、總務局、軍事建設局、軍醫局、計劃財務處、動員處、司法仲裁處。

八一九事件後,最後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效仿美國情報模式對克格勃進行了徹底改組:分離對外偵察局,成立蘇聯中央情報局;分離負責通信、密碼破譯及無線電偵察的部門成立了政府通信委員會;分離邊防總局成立保衛蘇聯國家邊界委員會的委員會;分離保衛局成立保衛總局,剩下的部門組合成蘇聯跨加盟共和國安全局。這五個機構彼此平級,各負其責,由總統直接領導,從整體上改變了只有一個中央集權情報機構,黨政和軍隊兩大情報系統並存以及情報與反情報合一的情報體制。

蘇聯時期反恐機制的運作

克格勃向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每任克格勃主席都是蘇共政治局的正式成員,直接向總書記負責。其分析局處於情報系統的塔尖位置,匯總克格勃、外交部與軍事情報單位情報。分析局局長向克格勃主席匯報情報,重要情報也可越過他直接向克格勃主席匯報,克格勃主席再向總書記每日匯報國內外大事。克格勃體系呈金字塔狀,由總局向地區分局實施垂直管理,職能涉及國內各個領域,其強大的基座是無所不在的情報收集網絡,通過線人與告密者對各種不穩定局勢進行嚴密掌控。在機構設置方面,為預防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克格勃下屬系統按職能進行細密的機構劃分,各司其職。細密的職能劃分也便於專家的培養,克格勃有完整的行動、技術、收集、分析等情報專家。集權式的領導體系職責分明,日常工作中,有不同職能部門在收集、分析、匯總情報,當突發事件出現時,決策部門有充分的權力協調克格勃系統內不同職能單位解決問題。在幾十年的運作中,克格勃情報、行動、決策“三位一體”機制已漸瑧完善,其特點是垂直領導、高度協調、有機統一。其中情報蒐集和行動力量的統一是重中之重,統一基礎上的協調是靈魂。

在預防恐怖主義方面,克格勃十分強調預防性措施的採取。五局通過“對政治局勢進行深刻分析,並作出盡可能準確的預測,遏制源自國外的意識形態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五局七處十分重視偵察恐怖威脅匿名文件作者的工作。克格勃工作經驗證明,實施恐怖活動前,恐怖分子往往會散佈此類威脅信息。五局七處通過查找爆炸品也預防了大量恐怖事件。前克格勃五局局長菲利普·博布科夫(Филипп Бобков)披露,70年代的恐怖分子意圖通過爆炸,造成無辜群眾的死傷以挑起社會對政府的不滿。五局存在的20年裡制止了大量此類案件發生,其間僅發生5起爆炸事件。如1980年第22屆莫斯科夏季奧運會克格勃偵查到了大量恐怖威脅情報,據此在莫斯科郊區進行搜查,查獲了多個爆炸物。克格勃據情報預防了1985年莫斯科國際青年大學生大會阿富汗聖戰組織的恐怖活動。預防方面各單位的協同也十分順暢。如1988年雷根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有線索稱將有人混在6 000名記者中準備刺殺雷根,通過一、二、五總局的協查,掌握了刺客身高、身份,最終在裡根歡迎儀式前15分鐘抓捕了刺客。同時,五局還與內務部聯合監控槍支保管。

負責軍隊反恐的克格勃三局工作人員大都具有克格勃幹部和軍隊指揮官的雙重身份,除服從正規的管理體系,暗中又有一條操縱著他們的秘密系統,從而形成一張遍布全軍的巨大情報網。當兩個上級的命令發生衝突時,克格勃軍官可以拒絕執行軍隊一般指揮官的命令。三局不僅揭露和調查武裝部隊人員的政治罪,還用各種“預防性方法”來防止這些犯罪的發生,包括在武裝部隊內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及派人深入部隊與個人談話。

據克格勃1989年的統計,當年因有恐怖主義傾向而被監控的蘇聯人有130名,預防了3起劫機事件,對被告發有劫機意向的140名公民進行了監視,有384名國際恐怖組織成員被拒絕入境,根據已獲情報對899名外國人的入境進行了監控。1989年10月26日,時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接受《消息報》採訪時首次披露,1970~1980年代克格勃粉碎了多起製造恐怖事件的企圖,涉案人數達1 500多人。因克格勃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蘇聯時期發生的恐怖活動寥寥無幾。

在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方面,克格勃的反應十分迅速、及時,並善於延伸辦案。1977年1月8日莫斯科連續發生三起爆炸案,致死7人,傷37人。經過艱苦的調查,查明了犯罪嫌疑人,同時,調查人員設想,連續爆炸案應該還有其他爆炸點,最終在庫爾斯克火車站發現同樣的未爆炸裝置。克格勃由於偵查手段齊全,各行專家眾多,工作效率很高。如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鐵發現兩個自製爆炸裝置,克格勃首先使它們失靈。其次,專家通過鑑定爆炸物上的植物確定了製造地點,從而很快鎖定了犯罪嫌疑人。A小組是一支戰鬥力極強的隊伍,不僅善於處突反恐,也善於與恐怖分子談判。蘇聯時期在歷次執行反恐任務中總能取得不菲的戰績。1979年至1991年,阿爾法在國內共參與了16次反恐等解除危機活動,僅犧牲1名軍官,均通過戰鬥或談判解除了危機。在反國際恐怖主義方面,克格勃採用了嚴酷的打擊手段,甚至不受信仰與道德約束。比較著名的案例是1985年黎巴嫩真主黨對蘇聯駐貝魯特大使館4名外交人員的劫持案,克格勃隨即抓捕了相關的真主黨領導人並虐殺之,將其屍體送還恐怖組織,附加說明, “如果不釋放其餘3名蘇聯外交官,其他真主黨領袖也將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此後,再未出現類似情況。

在懲治方面,蘇聯有驅逐出境、流放、監禁、關押進“特種精神病醫院”、預防警告等不同等級的措施。據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報告,當年有“25名積極參加猶太復國主義行動和煽動其他反蘇行動者,被通過移民渠道驅逐出境”。1967~1970年,政治犯達2 456人;1971~1974年,政治犯達2 423人。L.姆列欽在其專著《被解密的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一書中披露:安德羅波夫等人“1967年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令政治局委員們大為震驚……總之,精神病院不夠用,因此沒過多久,勞改營管理總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學才走到盡頭。內務部把16所監獄精神病院移交給衛生部,有5所被取締。約有80萬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預防性警告”制度是汲取了史達林時期肅反擴大化的教訓而建立的預防性談話機制。克格勃認為,恐怖活動是不良社會傾向的極端表現,比較危險的是境外思想中心、西方情報機構、北約等組織力圖挑起蘇聯境內的恐怖活動。威脅性“預防警告”機制可以對不良社會傾向防微杜漸。“預防性警告”制度以廣泛而深入的線人和告密者為其正常運作的前提,克格勃工作人員據情報威脅當事人不接受警告的嚴酷懲處,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壓迫。如果受警告者不聽警告的話,也確實會遭受嚴厲的懲處。預防警告過程會記錄進克格勃檔案,當事人自此列入檔案登記處的黑名單,成為克格勃重點關注對象,這種關注提醒當事人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對蘇聯克格勃反恐機制的評估

1.蘇聯克格勃的反恐機制在操作層面上是行之有效的

60年代末,國際恐怖主義開始快速崛起,極端宗教派別在全世界傳播教義。1968~1975 年共發生913 起“國際性和跨國性恐怖主義事件”。在1985年蘇聯大使館成員劫持事件前,已有諸多轟動性國際恐怖事件,如1983年4月18日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工作人員被穆斯林聖戰者殺害60人;同年12月,聖戰者又襲擊了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貝魯特機場的兵營,殺害241名美國軍人;1984年1月18日穆斯林狙擊手射殺貝魯特美國大學校長;同年,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綁架並殺害了中央情報局駐貝魯特領導人。國內方面,當今恐怖活動的根源在蘇聯時期亦有存在。民族問題從沙俄時期就已經存在,蘇聯時期大規模的民族遷徙使民族問題進一步尖銳。但克格勃存在的幾十年裡蘇聯社會一直保持穩定,轟動性的恐怖事件罕有發生,是其強有力的工作機制的成效。

蘇聯的反恐機制在克格勃體系下運作,克格勃主席每天向總書記匯報國內外重要情報,對總書記有極強的影響力。克格勃在職權範圍內有高度的自主決策權,採用垂直管理體系,明確劃分職責,在反恐方面掌握著情報、行動、技術全方位手段,有著完整的培訓體系,專家專長,從而使其無論是防範性反恐,還是應急性處突,都應對裕如,從操作層面上來講,它很好地履行了維護國家政治體制的工具職能。

2.對克格勃的過度依賴使蘇聯並未建立真正的全國反恐機制

克格勃自成系統,逐級向上負責,最後權力歸於主席,由主席向總書記負責。它具有凌駕於各級國家機關和領導人之上的特殊職權,執行“秘密警察”的權力。蘇聯社會各層次認為克格勃被賦予了無所不能的職權,因此,地方政權機關在出現不穩定因素時表現出了怕擔責任、掩蓋問題的作風,從而留下極大隱患。如1973年莫斯科3起系列爆炸案的肇事者是亞美尼亞的秘密民族主義組織。但這樁案件僅在刑偵部門和法院履行完對罪犯的審理就結束了。亞美尼亞共和國政權向人民隱瞞了事件真相。該國第一書記指示,所有亞美尼亞文的報紙都不准報導這個事件。法院審判罪犯的紀錄片僅限於黨的高級幹部觀看。政權當局認為,“既然是契卡,就應該預防這類事件的發生,既然已經發生,就讓克格勃自己去解決。沒有人願意探究問題的本質,沒有人願意去理解這個問題——只有做深入細緻的說服動員工作,才能防止這樣的悲劇的發生。甚至過了數年之後,當亞美尼亞國內的民族主義傾向已經很嚴重,民族黨越來越活躍地傳播自己的思想時,地方領導也沒有予以反擊。”在博布科夫回憶錄中反映出,類似民族問題在蘇聯諸多民族共和國都存在,產生的根源多種多樣。但各地方政權採取的態度與亞美尼亞相似,迴避、漠視,聽之任之,“即使是最嚴重的、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會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強力手段只能解決事情本身,但事情發生的根源是需要社會各界積極努力,逐漸消除的,地方政權的消極態度致使蘇聯的民族問題始終處於強力壓制狀態,一旦出現適當時機,必然爆發。

與此同時,中央領導機關對民族不穩定因素也未出台有效的策略,一直拖延問題的解決。“他們生活在某種無法理解的理想和諧夢境之中。大家都願意看到絕對團結一致、各個民族和種族和諧統一的情景。他們把這樣的夢境當成了現實,卻把亟待解決的問題束之高閣” ,但事實上“在蘇聯很難找到哪一個加盟共和國里沒有會導致民族間衝突的民族問題。這就要求黨認真對待”。“五局的困難在於,很多高級領導人都對現存的問題作壁上觀。自然地方當局的領導們也就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可以不負責任了”。“在漫長的歲月中,蘇聯各地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衝突,假如中央能夠及時、認真地對待,這些問題本來是能夠解決的。但是他們除了高呼'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誼'口號之外,並沒有採取哪怕是微小的行動。結果民族間的衝突逐漸演變成了真正的國內戰爭。”“國家領導人只是一味地把問題壓下去,盡量不讓問題浮現到表面上來。他們盡量保持沉默,把民族的矛盾隱藏起來,並不關心將來如何解決。”可以說,反恐在蘇聯一直是以克格勃為代表的強力部門在演獨角戲,相應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措施並未跟上,以至於問題發展成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3.思想箝制制度為蘇聯末期各種極端主義思潮與運動的井噴埋下了隱患

對不同政見者的嚴厲打擊使蘇聯公民長期處於精神壓抑狀態,不少人出現了心理障礙和精神扭曲,社會氛圍十分緊張。為改變這種狀態,博得人民對改革的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公開性”為先導,他說,“實不實行公開性原則不是一個一般問題,而是原則性問題、政治問題,是改革不可逆轉的保障”,“公開性就是讓人民群眾知道一切,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戈爾巴喬夫特別強調指出,要相信已建設社會主義70年的蘇聯人民有鑑別是非的能力。公開化的措施還包括恢復“歷史真相”和“歷史公正”,為無辜受到鎮壓的黨內外各界人士恢復名譽。1990年6月,《報刊和其他大眾媒體法》通過,廢除書報審查制度,1990年通過《良心自由和宗教組織法》,各種媒體成為激進民主黨人的講台,也成為對一些尖銳問題,以及在恢復“歷史真相”、“歷史公正”旗號下極端民族主義蔓延的平台,一些學術投機者和政客不惜任何代價調動起人民的民族情緒。在許多人失去了共產主義信仰和價值追求,精神空虛廣泛蔓延時,極端民族主義以及之後由境外勢力傳入的極端宗教也乘虛而入,佔領人們的精神世界。1988~1991年間,在北高加索地區民族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基礎得到確立,出現了許多帶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如巴爾卡爾人的“Ныгъыш”和“Бирлик”;卡巴爾達人的“Ашамаз”,“Адыгэ Хасэ”,克里木人的“Тенглик”和列茲金人的“Садвал”等等,80~90年代共出現了約90次這樣的民族運動。

4.克格勃被妖魔化,導致其在蘇聯末期解體,失去了對社會的控制

克格勃佈設了“無處不在的居民監視系統,在各個領域組成了一支人數難以計算、拿報酬的秘密工作者大軍”。安德羅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間極大地擴張了克格勃勢力。至80年代末,克格勃分佈在全世界的工作人員約9萬,另有職員、警衛人員、邊防部隊和特種部隊約40萬人。所有高級官員都認為,他們的辦公室和電話已被竊聽,因此都非常謹慎。領導人之間基本上沒有個人交往,彼此沒什麼好感,互不信任。公開化的輿論中,克格勃越來越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和目標,成為“斯大林主義恐怖和罪行”的主要責任者,反克格勃浪潮迭起。

克格勃的權力在戈巴契夫時期達到頂峰。1990年3月,戈巴契夫當選首任蘇聯總統,任命了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內的13名總統委員會成員。中央政治局失去權力,實權在握的克留奇科夫成了二號人物。“國家所有領導人,包括一號人物在內,實際上都掌握在克格勃手中,因為所有為一號人物服務的人歸克格勃主席領導”。1991年8月19日,八一九事件爆發,幕後主使被認為是克留奇科夫。關鍵時刻,“阿爾法”拒絕執行攻占議會大廈的命令,此後,部分軍隊倒戈,政變失敗。事件尚未平息,針對克格勃的清算就開始了,克格勃解體,分成五個平行的情報安全機構。從此,覆蓋全國,乃至全球的集情報、安全、保衛職能於一身,各單位各司其職,但又高度協調統一的強力機構衰落,廣布的線人網絡或停止工作,或被暴露身份,情報與行動專家多被解散,蘇聯末期至俄羅斯前期向“民主化”過渡的漫長時期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力被嚴重削弱了。俄羅斯恐怖主義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良好的滋生環境。

解語

俄國的反恐作風一直都很猛,對付恐怖主義向來是以暴制暴、決不手軟,或許就是這種強悍的作風,蘇聯時代的恐怖攻擊事件才少之又少。
蘇聯解體由原本屬於KGB旗下的特種部隊,由俄聯邦安全局接手,經歷2次車臣戰爭和各種車臣武裝份子恐怖襲擊,現在又有中東恐怖組織試圖向俄國出手,俄國的反恐道路還很漫長,好像沒有盡頭的殺戮不知何時才會結束....

原本剛看到版上有人問說:特種部隊和情報部門是的相關問題?解果好像被刪掉了,應該說"特種部隊"是執行軍事上特殊敵後偵察、滲透、狙擊及反恐等等任務,而情報部門主要內容是情報蒐集、分析和利用工作,用以支援國家安全、軍事及外交政策等等的政府部門。

而我這文章是俄國(蘇聯)時代,情報部門和特種部隊當時的關係與當時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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