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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英國托派評論:韓是民粹主義者★郭是資本家階級剝削、柯、蔡是機會主義者波拿巴主義者

樓主 大一統理論 iphone6s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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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托派(托洛斯基左派反對派)怎麼評論台灣大選:

1.韓國瑜是民粹主義者★
2.郭台銘是資本家階級剝削階級、
3.柯文哲、蔡英文是機會主義者和波拿巴主義者
波拿巴主義者是藉著操弄不同族群,隨時會背叛底層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

台灣工人階級要清醒一點了,檯面上全是政客和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或是資產階級本身參選


台灣:郭台銘選總統,勞工出路何在?

2019年4月17日,手持國民黨榮譽狀,頭戴車輪旗帽的鴻海/富士康大掌櫃郭台銘昭告天下,宣佈參與國民黨2020年總統候選人的黨內初選。他聲稱:這一切都是女神媽祖的旨意。
但「郭董」殊不知如此傲慢的態度反而會引來地表上最強的勢力的反撲。他的參選將進一步讓勞工階級理解對抗資本主義體制和奪取政權的必要。

全球勞工的敵人

郭台銘參選總統將引起不僅是台灣人而是世界各地人士的關注。他麾下的富士康帝國(又稱鴻海精密工業)造就了全球成千上萬勞工的剝削和痛苦。
這家跨國集團目前在「財富」全球500強名單中排名第24位,在2018年賺進1540億美元營業額。它目前仍然是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商,客戶包括蘋果、索尼、亞馬遜、小米、戴爾、諾基亞,黑莓等名牌。全球超過40%的電子產品都是由鴻海/富士康旗下的廠房製造的。其業務橫跨亞洲,歐洲和美洲,將一百萬餘名工人放置在郭董的淫威下。
馬克思曾經解釋道,資本主義在創造巨額財富的同時,也將勞工階級的苦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鴻海帝國本身就是一個血腥的例證。
鴻海旗下的群創光電(Innolux)是台灣主要的電子製造商之一。這家運作於郭董發跡地的企業,因其低落工資和對工人的欺凌管理風格而臭名昭著。 2014年,一名群創員工以匿名反駁郭台銘聲稱群創工人享有36,000新台幣(約1,100美元)的「高」月薪,但實際上她的工資僅為16,000新台幣(510美元)。這位工人的爆料很快激勵了許多其他的群創員工也站出來爆料,導致資方展開調查揭露爆料工人的真實身份。這位員工除了遭到其他處分外,更被迫寫信向郭台銘道歉
2010年,富士康印度欽奈市廠房的工人發動罷工,抗議他們每月僅收到106美元的微薄工資。 319名工人因此被逮捕。而後,富士康於2014年突然宣佈關廠,聲稱來自諾基亞的訂單不足。一夕之間1300名全職工人失去了工作。與此同時,一家可疑的新廠商「新星」(Rising Star)接管了富士康的廠房,並全數僱用低薪的派遣工。這家新廠商的運作方式與富士康完全一樣,而且其官方臉頁也註明其為富士康子公司。然而「新星」卻否認其與富士康的從屬關係,因此拒絕履行富士康對工會承諾如果重新開啟廠房將重新僱用原有全職工人的協定。
2017年,富士康看準美國威斯康星州惡劣的勞權環境,宣佈他們計畫在那裡開設液晶屏幕廠。當時的威州州長沃克(Scott Walker)向人民保證富士康將創造1,3000個工作機會,因此州政府必須要砸下納稅人血汗錢三千億美元來投資富士康。實際上,郭董只計畫設立3,000個工作崗位,並承諾他們將同時實施快速自動化。如今富士康只僱用了200名在地員工。在州政府協助徵收大片農地並拆遷75個住房來納為廠房土地後,富士康卻與威州重新協商合約,有可能完全撤離。
中國富士康員工的極度惡劣環境名揚國際//圖片來源:iphonedigital,Flickr
但最受折磨的富士康員工不外乎是構成其主要勞動力的中國勞工。除了臭名昭著的工人自殺醜聞外,富士康繼續維持嚴酷的工作環境來打壓工人們的利益。,將勞工們置於迷宮般的公司商店,減薪懲處制度,惡劣的宿舍條件來最大化利潤和削減勞工福利。它更公開拒絕僱用維吾爾族和藏族工人。上述所有行為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的包庇。根據2014年修訂的中國勞動法,工廠內的派遣工人數不得超過總員工的10%,但一份2018年的調查發現富士康在湖南的Kindle製造廠中40%以上都是派遣工。他們在低薪過勞和拖欠薪水的困境中掙扎。
顯然,郭董的暴政正在世界各地以盈利的名義持續蔓延。

新一階段的社會危機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郭台銘這位世界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並可以直接與習近平和川普來往的大亨,此時會選擇冒險投入台灣政治呢?我們可以從台灣和全世界的政治危機所表達的資本主義危機中找到答案。列寧觀察到,在這樣危機階段中,「剝削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
台灣是東亞關鍵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它的政治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美中帝國主義利益之間的博弈支配。對於中國統治階級和勞工階級來說,台灣與中國的分離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中共繼續通過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說詞正當化其對中國勞工階級的政治獨裁,這些辯解其中包括有朝一日他們將台灣「回歸祖國」的承諾。對於許多中國勞工來說,台灣與中國的分離讓他們想起了中國過去被許多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下的恥辱和痛苦。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的台灣勞工階級的經驗完全駁斥了大中華沙文主義的敘事。台灣這個長期以來處於東亞各勢力交匯處的邊緣島嶼,島上群眾經歷了接連外來政權的統治。自1895年開始的日本殖民時期也讓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脫離於中國發展的脈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台灣被交回中國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後者用大中華沙文主義的語言來將正當化腐敗蔣介石政權對台灣群眾的壓迫。國民黨自1949年被中國革命驅逐到台灣之後加深了這項政策,在美國贊助下繼續以軍事獨裁統治台灣勞苦大眾,直到1980年代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運動和對民族自決的渴望在台灣群眾中開始迅速增長,後者主要由訴求以台灣獨立來推翻國民黨獨裁的小資產階級領導。
隨著中共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台灣人訴求自決情緒的內容也發生了質變。台灣勞工和青年看到海峽對面不是一個倡導階級團結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政府,而是一個使用同樣的沙文主義語言訴求將台灣併吞到更大規模,更具壓迫性社會的資本主義政權。與此同時,國民黨快速適應成為希望成為中國資產階級買辦的主流資產階級的代表,而據稱支持獨立但同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進步黨則向台灣勞工暴露其反動本質。
經過民進黨和國民黨十多年來的輪流執政後,於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標誌著階級鬥爭等級的提升。這場宏偉的社會運動首先由試圖阻止國民黨馬英九政府非法黑箱與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服貿協定的學生領導,激發了全國各地群眾的參與,摧毀了國民黨的支持率。而民進黨也在檯面上沒有其他政治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重返執政。太陽花運動表現了台灣群眾對國民黨和中共的憤怒,並同時意識到民進黨本身無法有效抵制中國帝國主義侵略。
在太陽花運動結束後,國民黨陷入拖延至今的混亂。他們高層政客之中沒有人能夠從群眾中獲得足夠的支持。另一方面,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對勞權的大規模攻擊,並違背其在2016年競選期間做出的所有進步民主承諾,也讓台灣勞工們迅速認識到他們的反動性質。這造就了2018年11月地方選舉中的第二次政治震盪,其中民進黨失去了對台灣絕大多數縣市的控制,而國民黨只能依賴瘋狂的韓國瑜潮流取得勝利。韓國瑜以川普般的「反建制」姿態抨擊民進黨政府和國民黨高層,引來全台各地的支持者。透過這樣的伎倆,韓國瑜得以在長期被視為綠營鐵票倉的高雄重挫民進黨。
韓國瑜至今仍然是唯一一個能夠利用群眾對民進黨的憤怒以及沒有勞工政治選擇的基礎上獲得支持的國民黨政客。這也產生了要求韓國瑜在當選市長不到一年內就參選2020總統大選的短視呼聲。由於台灣資產階級越來越依賴中國資本主義,台灣主流資產階級和中共通常傾向於以國民黨作為他們的主要代表。由於國民黨無法培養出一位可行的候選人,而韓國瑜參選將可能會讓國民黨信用更大打折扣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從而需要一個新的假裝「反建制」,可以聲稱自己來自建制之外但是最終維護現有體制的候選人。因此,作為台灣資產階級精神領袖的大亨郭台銘也毅然以「黨員」身份投身國民黨初選。這項策略與法國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法國的兩個傳統政黨崩潰,而主流資產階級不願意與之合作的新興左翼和右翼勢力崛起時創立新政黨所採取的路徑無異。只是這次不需要解散國民黨。
韓國瑜仍然是國民黨內唯一有人氣的政客,透過承諾人人發大財並打擊高層的「反建制」形象取得支持。 //圖片來源: 韓國瑜官方臉頁
儘管如此,郭台銘的參選也為整個情勢注入了重大的新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將落在中「共」頭上。從習近平政權的角度來看,郭台銘是最合適但也是最危險的選擇。一方面,一個由郭台銘主政的台灣政府將保證其與中共的合作以及行使中共的意志。另一方面,中共必須為一個飽受千萬中國工人詬病的惡富,可能成為台灣和中國工人聯合對抗的階級敵人站台。隨著中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不斷升級和世界經濟的蕭條迫在眉睫,公開支持郭台銘將在中國勞工階級面前進一步揭露中共的資產階級性質,讓中共政權陷入更深一層的窘境。
郭台銘本人也不得不放棄管理他現在沒有繼任者的龐大帝國。隨著富士康的許多大客戶陷入危機,郭台銘突然從政也為他的股東們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彭博雜誌評論員Tim Culpan總結了這些擔憂
「他(郭台銘)離開董座很可能會導致他旗下的企業因為失去方向而開始動搖。有鑑於富士康的主要客戶蘋果現在已經進入內部危機,郭台銘沒有分心的餘地。所有與郭台銘事業有關的股票都在上週五(郭宣佈參選後)下跌。無論郭台銘現在想要耍什麼樣的花招,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會對股東和北京政權都有利。「
在台灣,不斷上升的階級衝突和日益加劇的資本主義危機也繼續給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帶來問題。世新大學發起的一項民調顯示,郭台銘的參選還未成為國民黨的強心針。事實上,他以28%的支持率略微落後韓國瑜的28.8%。這並沒有達成郭台銘和其同夥所期待的支持轉移。韓國瑜在最近的一次美國之行中還提出了「國防靠美國,市場靠大陸」的口號。這個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示好有悖於郭台銘和國民黨主流目前的意向。
韓國瑜意識到他支持基礎並沒有被郭董參選動搖後,發表了一份聲明, 闡明了他競選總統的意圖。他聲稱他「無法參與現行制度的(國民黨黨內)初選」,同時感嘆「長久以來政治權貴熱衷於密室協商,已經離人民越來越遙遠了」。他以 「我熱愛中華民國,對中華民國的發展及守護,我願負起責任」作結。韓的聲明代表他對國民黨高層做下的最後通牒,要求他們直接徵召他參選總統。兩天後,國民黨領導宣佈將韓國瑜列入初選。截至目前,韓國瑜的支持率仍然領先於郭台銘。
考慮到這兩名人物各自的缺陷,國民黨高層很可能會選擇妥協,並以各種手段促成郭台銘與韓國瑜的合作。然而,在高度社會危機的背景下,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博弈將會為國民黨帶來更深一層的危機。

勞工階級缺乏選擇

民進黨內部的情況也反射了郭董想要在國民黨內部矯正的不穩定性。自去年中期大選失利以來,蔡英文總統辭去了黨主席,現在面臨著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黨內初選挑戰。賴清德這位民進黨大員乘勢代表了民進黨財團金主們的立場,亦即攻擊台灣勞工並同時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和賴清德政治上並沒有區別。然而,由於蔡表面上反駁了習近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新年演說,她贏得了一部分年輕人的支持,同時讓她與中共發生更大的衝突。從民進黨背後的台灣資本家的立場來看,她喪失了有效服務於他們利益的資格,一場黨內挑戰也從而發起。無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最終是誰,這整個政黨仍將是一個堅決對立於台灣勞工和青年利益的政治組織。有鑑於民進黨金主們對賴清德的偏好,蔡英文大概會受到很大壓力與賴清德合作,「蔡賴配」的呼聲也很高。然而,可以預見,如果蔡英文在這個基礎上得以連任,那麼在民進黨內部在她第二任期內可能會發動內訌逼宮。
曾擔任蔡英文政府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右)正在挑戰蔡英文。 //圖片來源: 賴清德官方臉頁
在民進黨之外還有由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領導的「白色力量」。這位典型的投機主義者以一名「局外人」醫師的形象譁眾取寵,贏得了一部分太陽花運動期間厭倦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者。自2015年以來靠著民進黨和其他群眾支持大勝國民黨,而在2018年險勝來自藍綠兩黨的挑戰期間,柯文哲完全融入了台北既有的權力體系,並在他麾下聚集了來自藍綠兩營的狐群狗黨。從前標榜自己為「墨綠」(堅決支持台獨)並支持進步價值的柯文哲,如今卻極力向中共招手,並拒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不管是郭台銘,蔡英文,柯文哲還是其他諸如此類的政客,就算他們各自的政治組織表面上似乎有些衝突,但是從勞工階級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對立於我們階級利益的統治階級人物。

爭取屬於台灣勞工群眾的政治選擇

許多台灣勞工和青年可能擔心,國民黨重返執政會讓台灣不可逆轉的走向被中國併吞的命運,並喪失過去透過抗爭贏來的民主權利。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郭台銘參選總統,更加深了這份疑慮。因此,有人可能會覺得儘管我們對蔡英文和民進黨有種種不滿,但我們還是必須支持他們,因為它們是維持台灣民主共和制度的唯一選擇。
台灣許多工人和年輕人有這樣的顧慮是完全合理的。主流的台灣民意仍然傾向於拒絕就現有情勢與中國統一。一份最近的民調顯示,傾向維持現狀的支持率為57.4%,而傾向台獨選項的支持率為20.1%。僅有15.9%的受訪者支持統一。馬克思主義者們很明確的瞭解:中國帝國主義吞併台灣將是一個極度反動的發展。它將會提高台灣群眾的剝削程度並大幅鎮壓民主權力。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小心斟酌目前情勢,並為台灣勞工階級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以便從這個政治泥淖中走出來。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維持現狀對於台灣眾多的勞工來說是越來越不可取也不可行的。19年來的兩黨制持續加深勞工階級和青年收到的社會壓力,但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危機總是被掩蓋於國民黨和民進黨共同主導的膚淺統獨辯論之下。由於工人階級在台灣政治中缺乏政治代表,被建制政客背叛所造成的挫折感積累成如今的政治不穩定,造就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各種「反建制」右翼民粹主義政客的興起。然而這些「反建制」派最終都會行使統治階級的意志並向中共招手。
台灣群眾已經在尋找擺脫悲慘現狀的出路,每個社會主義者和有原則的民主主義者都應該投入建立勞工階級政治組織的工作。
另一方面,只要中共在中國繼續執政,它就不會停止企圖以各種不同手段將台灣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然而在短期來看,不管習近平如何張牙舞爪,就算一個親中政府在台灣勝選,中共仍無法馬上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的反動方案,因為這只會引起巨大的群眾抗爭,而在台灣的群眾抗爭潮流也有可能蔓延到中國境內。中共現在偏好的途徑是透過如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一般,由一個親中的台灣政府繼續加深台灣對中國各方面的依賴,以便在未來一段時間後併吞台灣。
這並不意味著在此同時不會發生對工人利益的重大攻擊。我們已經反覆看到,由於他們的階級利益,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和政客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勢力,都必須向中共做出讓步並犧牲台灣勞工階級。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勞工領袖們真正的任務不是規勸勞工們要「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是建立一個階級獨立的群眾勞工政黨,訴求將大財團和銀行充公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下來大幅提高工資和公共服務與建設。
這個工人政黨不應該只參與選舉政治,而必須密切參與所有勞工抗爭。他們必須在支持每次罷工行動中同時倡導打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治需要,並有意義地吸引勞工們民主性地參與政治。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動員群眾行動,成為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唯一有效武器,正如2014年太陽花運動制止了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一般。
這個勞工政黨一方面要爭取成為推動台灣自決權的主導力量(因為資產階級無法做到這一點),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須積極地呼籲和鼓勵所有台灣勞工要主動與中國勞工聯合起來。郭台銘的參選為此提供了一次絕佳的機會。即使他最終沒有得到國民黨的提名,他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積極參與台灣政治。如果國民黨政府在2020年重返執政,他更可能成為重要的政治人物。面對這位蹂躪中國和全世界千萬工人的富豪,如果一個台灣勞工政黨能夠以一份社會主義綱領堅定的對抗他和台灣資產階級,那這將會增強中國勞工們對抗郭台銘企業以及其庇護者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富士康在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控制的巨大生產力必須由勞工階級徵收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這也將為台灣勞工運動提供與世界各地工人聯繫的契機,打破了長期以來與國際工運缺乏聯繫的局面。
朱梅雪(藍色背心)聲援抗爭中的永大機電員工。 //圖片來源: 朱梅雪官方臉頁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重要的開端。 2018年,一位激進的工會領袖朱梅雪以階級獨立對抗藍綠的口號參選桃園市長。雖然他沒有當選,但是他和他具戰鬥性的夥伴們以他們選戰創造的動力成立了一個「生活協會」。這是一個由工會主導,為勞工權益和各個進步社會議題奮鬥的組織,並希望成為未來工黨的先行者。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如果它採取大膽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的口號,並積極地與戰鬥勞工和青年連結,這個項目可能得以迅速起飛,為台灣勞工階級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政治選擇,並為中國和亞洲各國勞工階級提供一個可以參考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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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篇好文章分享給大家228是台灣的二月革命

二二八: 台灣的二月革命

  楊進    28 February 2019   

  
  
  
談到二二八事件,一般聯想到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獨裁者蔣介石以及其國民黨政權於1947年在台灣進行的血腥屠殺。上千名民眾在連日的政府鎮壓下喪生,而此事件也成為了一大部分台灣社會至今訴求獨立自決的重要分水嶺。
如今,國民黨仍然驕橫地指責任何對二二八的討論會「分裂社會「,而民進黨則僅僅把二二八的重要性侷限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並利用」悲情台灣「這種煽情言論來取得選票。但是,藍綠兩營都避談它所具有的巨大革命潛力。在2月28日起義爆發後,一連串的自發性罷工罷市,大規模群眾示威,以及工廠和政府部門佔領行動接踵而至。這些革命性的運動也迫使蔣介石發動了他在二戰後的第一起反革命。
在二二八起義被鎮壓後,台灣的勞動階級和農民也被迫活在長達38餘年的戒嚴統治之下。任何有左派嫌疑或是關聯者,甚至任何的異議人士,都受到迫害。左翼的政治運動也在一段時期幾乎完全消失。儘管如此,台灣的工人階級,就像他們在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一樣,終究會站起來對抗資本主義體制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從80年代末期的自主工會運動,到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都是不畏懼國民黨威權體制而發起的抗爭。2014年巨大的太陽花學運,以及近年來對抗民進黨政府修惡的工人抗爭行動達到了前所未見的規模。
這些事件表示台灣的工人階級正在為對抗資本主義做準備。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們也應該到位參與,提供必須的分析和領導來幫助勞動階級取得勝利。這些分析一大部分必須參考世界各地過去經驗以及台灣階級鬥爭歷史記憶中。本文也從這個角度來再度檢視二二八起義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為未來的抗爭做準備。

國民黨政權接收後的台灣社會經濟

在1683年清朝將台灣正式劃為其版圖之前,該島先後曾被西班牙人,荷蘭人,明朝殘部鄭成功統治,並長期處於中國,日本和歐洲列強的競爭的交匯處。台灣於1895年在甲午戰爭完結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主義的治台方針也從主要為經濟殖民地轉變為支援二戰的前進基地。由日本在台灣樹立的資本主義系統也造成了農民階級的激進化和台灣工人階級的誕生。雖然政府壓迫和二戰爆發一時切斷了社會的激進化,但卻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有效供給戰事,配合政府調度資源需要,促成了台灣在地的大財閥企業進一步壟斷經濟。日本政府也透過增稅和徵兵等措施繼續壓榨台灣人民來應付戰事。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開始落居下風時,美軍開始對台灣實行大規模轟炸,造成了台灣內部生產力的嚴重損害。日本投降後,台灣人便是處在這樣的社會情況下等待國民黨的接收 [1]
一開始,經過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以來的殘暴統治後,台灣群眾大都對於回歸中國表示支持。許多人認為他們終於可以告別高壓統治的生活,開始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並與他們視為在大陸的同胞們一同享有民主權利。眾多當時還不會説於1923年被國民政府制定為國語的台灣人紛紛積極地學習國語。然而,對於他們的熱情,蔣介石則回敬以派遣由陳儀為首的一批官僚來接管台灣。
對國民黨來說,台灣僅僅是一個搜刮財富和搾取資源來對付中國境內革命勢力的地方。陳儀的長官公署指出台灣人民不會寫中文、不會講國語以及不熟悉中華民國法律等藉口,完全將台灣人排除在政府機關中上級職位以外。根據國民黨在戰後頒布的《復員計畫綱要》中,台灣被列為從敵國手中「光復」的地區,戰後必須「著重教育文化工作,去除奴化思想[2]」。日本投降後,台灣民間開始熱絡發展的各種自發性政治活動在1945年11月17日被長官公署開始嚴格管制[3]。同時,政府也不顧日本高壓統治下的情勢,大張旗鼓地以「漢奸」之名逮捕各界人士並搜刮財產,更引進了中國情治系統監控任何台灣的左派和共產黨行動。
雖然台灣人民一開始對回歸中國文化有所憧憬,但是成功的文化整合必須要花上時間和穩健的步伐,以及最重要的是人民自願性地努力才有可能,尤其當時在台灣的通用語是日文,而閩南、客家以及其他原住民族語言也是主要被使用的語言。然而國民黨政府卻下令快速地在所有公共場合移除日文,各個國小也立即實施國語教育,亦禁止日式的服裝、飲食、習慣等。這樣莽撞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立即後果就是讓不會說國語的大多數台灣人處於劣勢,而跟著國民黨來台的中國外省人則受惠 [4]



由蔣介石指派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他的政策提升了當時台灣的社會壓力。//圖片來源: Wikipedia, 公共領域
台灣人民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鄉成了次等公民。當時上海的一份自由派雜誌精闢地敘述了國民黨對台灣的態度:「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收復區,這似乎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台灣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這班征服者的感覺是:『我解放了你們,你們從今以後不再做亡國奴了,應該感謝我。其次是:你們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許多錯誤觀念,現在要重新教育你們,訓練你們怎樣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人民。』[5]」。國民黨的沙文主義專制獨裁,也是台灣群眾之後幾十年都要忍受的。
經濟方面,由於陳儀政府的主要考量是快速重建損毀工業,讓台灣可以馬上支援在中國的反共戰事,他們立即國有化所有在台灣的前日本壟斷企業和銀行,迅速地掌握了大部分台灣經濟,囊括了59.7%的國內生產淨值,並控制了全台灣65.4%的受僱勞工[6]。但是大部分國有化後的企業為了得以快速支援中國戰事,都是為得到最大的短期利潤而經營,而非真正滿足社會需求[7]。國民黨的資源委員會甚至急迫到計畫要關閉台灣二十五間糖廠並搬移到中國其他省份,雖然最後在民眾反對下仍然關閉了兩間[8]。即便國有化的運作的確有讓生產力快速成長,卻完全無法解決任何人民生活上所面對的失業和糧食短缺問題。再加上對於生產力的投資多半是以貸款和印鈔進行,通貨膨脹開始迅速地在台灣惡化。
由於國民黨也快速將台灣對外貿易夥伴從日本轉向為以上海市場為主的中國經濟,台灣因而仰賴由上海進口的工業消費產品。當時在上海爆發的通貨膨脹危機以及陳儀不當的貨幣政策鼓勵了貨幣投機。這也惡化了台灣貨幣貶值和銷售到台灣商品價格的上漲[9]。盟軍在二戰末期轟炸了大量農田並造成了糧食生產短缺,但國民黨卻實施以市價三分之二的賤價強制徵購將近70%的糧食[10],以及其他的錯誤政策助長了糧食市價的上升。在1946年1月和1947年2月之間,米價漲了4.83倍,麵粉價格漲了5.38倍,而白糖價格甚至漲了22.33倍之多[11]
國民政府也用同樣排擠台灣本省人於公共事務之外的方式,直接讓許多新到的外省人接掌日本人在各個企業裡留下來的高薪職位。不僅如此,由於多數外省人是靠關係得到這些職務,他們因缺乏訓練所造成的低效率也迫使企業增加職員人數。在台糖這樣的工業企業裡,1946年時擁有2,946名員工,在1947年卻增加到5,364名。台糖不僅給外省員工許多本省人得不到的補貼,一般外省員工的薪資也顯著高於本省員工。例如台糖在台中的工廠給予外省員工的平均薪資就比本省工人高出兩倍[12]。不僅如此,各式各樣的貪腐也盛行於國民黨政權之下。
台灣大眾快速地覺悟到他們不僅再度成為一個粗暴外來政府下的二等公民,而且新統治者們的施政正在快速地破壞他們艱苦生活的穩定性。在短短兩年內,對社會極度不滿的情緒在台灣迅速蔓延。美當時駐台的美國外交官葛超智生動地敘述了蓄勢待發的社會氛圍:
「示威、罷工日益增加。當工資未付、短缺或管理單位拒絕改進工作條件的請求時,員工只好憤然罷工。因此在短期內,有幾處重要工廠被迫關門,或因罷工事件而縮短工作時間。公共衛生局員工也開始罷工...

到1947年12月中旬,糧食不足現象再次出現。全臺灣因缺米而起的暴動次數有增無減。這就是革命的火種。[13]

抗爭的爆發

無可避免的群眾抗爭終於在1947年2月27日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強制壟斷多種商品的銷售, 在面臨經濟崩盤的情況下,許多民眾被迫擺路邊攤銷售走私品來餬口。單親婦女林江邁也不例外。那天,當她在路上兜售私菸時被國民黨探員稽查。當她淚流滿面地跪求探員不要沒收她的貨品時,稽查員葉德根用他的步槍敲擊林氏頭部,導致其當場昏倒。大批路過的群眾馬上將探員們團團包圍。稽查員傅學通慌張地試圖開槍警示,卻射殺了路人陳文溪。這一記反動之鞭,促使了一起爆炸性的反國民黨政權群眾運動。
林江邁被毆打事件現址。//圖片來源: YTHsiao
憤怒的群眾追打國民黨探員到警察局。當警察局長拒絕將鑿事稽查員交給群眾處置時,越來越多人加入包圍警察局的行動並拒絕離開。林江邁事件的消息在台北迅速傳開,隔天民眾開始自發地發動罷工罷市,大批的民眾也開始佔領政府部門或將其搗毀。在2月28日晚上,群眾佔領了台北的一間廣播電台,向全台各地訴說事件的經過,並鼓勵全台民眾站起來反抗。
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台各地出現,尤其是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城市。憤怒的群眾攻擊官方機構並焚燒物品,或是毆打他們認為是官員或權貴的外省人。為了抵抗隨之而來的軍警鎮壓以及維持在地的治安秩序,台灣各地由年輕人和參加過日本軍隊的退伍士兵開始組織自衛隊,並使用從警察局奪來的裝備。在雲林虎尾的民軍甚至攻佔了虎尾機場[14]。許多工廠的管理階層和警衛都在暴動下紛紛逃離,而場內的工人們則開始組織自衛隊掌管工廠,並庇護他們的外省同僚[15]
高雄一所高中的學生們在二二八起義早期自行組織自衛隊。//圖片來源: Wikipedia, 公共領域
3月1日,由台北市參議會的幾位台籍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對陳儀提出幾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令、釋放被捕民眾、官民共同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下令軍警立即停止對民眾開槍等。陳儀雖然應允,但是卻從未公開宣佈禁止對民眾開槍的命令[16]。在群眾運動和參與的壓力下,台灣各地紛紛成立處理委員會。起初,處委會的角色被設定為由台灣本省資產階級與政府主導的衝突調和。但在事件的發展下處委會開始向政府施壓,提出一系列大規模的改革要求。在部分地區,處委會甚至一度扮演政府的角色。台北市的處委會領先主動開始策動糧食調動與採購來化解台北市的糧荒。全省的處委會也開始替代政府來執導鐵路復工、郵政、電信、和調節煤荒等日常業務[17]。在各地自發性組成的各個自衛隊和保安隊也變成了處委會旗下的正式武裝力量。全省處委會於1947年3月7日通過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更提出了「政府在各地支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人民)憲兵隊共同保管」。另一條文要求「在政治問題為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一切施政,需先與處理委員會直接洽」[18]。這些要求在根本上挑戰了國民黨政權。當然,由於處為會內部的階級矛盾,這些舉動的影響也不應被誇大,而我們也必須檢視一開始在各地抗爭行動發展內部的階級和其他矛盾。

二二八抗爭中各種勢力之間的矛盾

忍無可忍的台灣群眾,透過二二八起義挺身介入政治,並掌握自己的命運。這股巨大的力量不僅具有完全改變台灣社會的潛力,更可能鼓舞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的工人階級跟進,強化在亞洲蓄勢待發的革命進程。當然,整起事件不無重要的客觀性挑戰。如果當時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幹部,他們就可以向群眾解釋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並得到勝利。
在國民黨政府和反政府的兩個陣營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各種派系之間的矛盾。國民黨政府方面,除了在台灣執政的陳儀和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等官僚之外,更有在國民黨內與陳儀敵對的 「Central Club (CC)「派。由黨內大老陳立夫為首的CC派是完全的反動派,與陳儀所屬的「政學派」有利益衝突。CC派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內具有很大影響力,二二八事件期間,CC派企圖利用群眾運動來打擊陳儀。一方面,他們極力收編參與處理委員會的台灣資產階級大老,如工運領袖蔣渭水胞弟蔣渭川,來推倒陳儀在台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群眾之間扮演代理挑釁者的角色,一度鼓勵武裝民眾從事放火等只會弱化運動號召力的行為[19]
然而在反政府的陣營中,台灣本土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分子不外是整起運動的最大障礙,扮演著反革命的角色。設於台北的全省處理委員會一開始就是台北資產階級與官方談判後產生的機構。雖然各縣市工會和學生有權自行選舉代表參與處委會,而且會議期間通常有大批民眾旁聽,但是主要的領導權還是掌握在本省的政客和資產階級分子手中[20]。處委會的本質比較近似於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和「臨時政府」之間。不同於自1905年俄國革命問世的「蘇維埃」(工人議會),或是如當今在委內瑞拉還可以見到的「玻利瓦爾社群/公社」等由民眾自發性成立且控制的機構。雖然一開始受群眾壓力迫使處委會向政府提出大幅度改革要求,但資產階級透過處委會來執行反革命的目的也快速暴露。在台中,群眾成立了「市民大會」並推舉共產主義者謝雪紅來領導,謝氏也以這個基礎進一步成立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然而由大地主林獻堂為首的資產階級後來在當地成立了一個處委會,並用其剝奪了謝雪紅的軍權[21]
在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複雜性。最激進化並把持運動主導權的階層絕大多數是城市裡的學生和退伍軍人。各地的自發組織的武裝力量多半是他們組成的。學生、小資產階級和戰後退伍軍人通常是被資本主義危機嚴重影響的社會階層,他們作為革命性的先導也是預料中的。但是儘管他們手中握有武器,如果無法積極地與工人階級連結幫讓後者發揮其巨大社會力量的話,他們自身並沒有辦法抵禦來自資產階級的攻擊和壓力。
在二二八期間,台灣工人佔總就業總人口的13%,約31萬5千人左右[22]。儘管他們在整體人口作為少數,台灣的工人階級的確在二戰期間得到迅速成長。如果工人階級開始朝向革命前進並領導運動的話,二二八起義的革命潛力就有辦法得到完全的實現。但是,雖然各地都有出現工人佔領並控制工廠的現象,而且這些工人都開始組織武裝保衛隊,但是實際上工人對於由學生和退伍軍人主導的各種反抗行動保持觀望態度[23]
工人持保守態度的原因甚多,但是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流氓無產階級在群眾運動初始時的影響。當時台灣各縣市都有規模可觀的黑道組織,在群眾運動爆發後對外省人的毆打和搶劫通常是這些流氓份子趁火打劫或在怒火衝天群眾內起鬨[24]。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暴動人士試圖搶劫工廠的現象[25]。很多工人組織武裝保衛隊其實正是為了抵抗這些攻擊而組織的。事發後不久很多流氓份子反而被國民黨收編成「忠義服務隊」,偽裝成與其他自發性武裝力量相同的組織[26]。這在運動之間所注入的混亂因子,讓工人參與運動的興趣大打折扣。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觀察到:「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這個階級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工人階級領導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們必須要完全接受工人階級的紀律才能扮演著正面的角色。如果革命一方還沒佔上風,流氓無產階級通常會接受資產階級的收買,成為反革命的重槌。
工人保守態度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領導群眾的學生和退伍軍人並沒有提出可以改善工人生活的綱領,也沒有訴求工人挺身領導運動。無論是處委會提出的綱領或是當時各地學生群體的口號,主要都著重在於向國民黨政府訴求更多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讓台灣人多在政府內任職,或是台灣人自治的口號。就連圍繞在謝雪紅和中共的運動,都將他們的口號限制在訴求民主權利,並沒有解釋只有工人奪下政權才能真正解決嚴重的失業、低薪資和糧食問題等社會問題。由於當時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見解,在其他因素的擾亂下,工人階級疏遠整個運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就算當時革命運動的發展有眾多的缺陷,但如果有一批深受理論和組織訓練,並且具一定數量的革命幹部組織,他們就可以在群眾之間調和這些缺陷,聯合各進步勢力,幫助群眾認識本外省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促成工人階級領導並導引整個運動發揮最大威力。而當時最有機會扮演如此角色的團體,就是在台中以謝雪紅為首的前台共,以及中共黨員。

謝雪紅、中共和二七部隊所扮演的角色

謝雪紅是二零年代由共產國際策劃創建的台灣共產黨內的重要領導人物。台共在三零年代被日本殖民政府粉碎後,被捕的謝氏在獄中承受了九年的酷刑、強迫勞動和病痛。1940年因肺病而出獄後,謝氏漸漸與一小群前台共黨員重新開始組織工作。
前台灣共產黨領袖人物之一的謝雪紅(前)和楊克煌(後)在二二八起義後成為激進勢力的重要領袖//圖片來源: Wikipedia,,公共領域
日本戰敗後,謝雪紅和其他出獄的前台共或左翼人士面對著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情勢。共產國際於1943年被斯大林為了向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示好而自行將其解散。儘管台灣的革命家們失去了與世界革命勢力的連結,但是他們也完全瞭解他們的任務是推翻國民黨並反抗美國帝國主義。
在日本宣告戰敗但國民黨還尚未登陸台灣之前,台灣群眾便開始熱絡地投入公開政治活動。許多先前被日本政府禁止的政治和工人團體也趁勢重起爐灶。在這個政治熱潮下,謝雪紅迅速成立了全國性的人民協會,並以成為未來先鋒隊政黨為目標[27]。她也成立了台灣人民總工會和台灣農民協會,後者的成立大會大約有130人參加。她更設立了台灣學生聯合會並成為建國工藝學校的校長[28]。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派遣蔡孝乾和張志軍前來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與各方老台共連結。省工委得以在二二八爆發前成長到70名成員。但是由於政治、組織以及個人關係上的分歧,中共並沒有辦法有效地與謝雪紅和許多老台共整合,最後也導致後者在二二八過程中有比較亮眼的角色[29]。由於謝雪紅在台共的組織經歷和自身的幹部訓練,得以讓她在年輕學生間得到較高的威望。青年們都親暱地稱她為「歐巴桑」(老太太),並仰賴她的組織經驗。
在二二八事件於台北爆發翌日,聽到廣播的台中市民迅速地組織市民大會。深受歡迎的謝雪紅也被推選為大會主席。瞭解國民黨反動本質的謝雪紅更聚集自行武裝的民眾成立「作戰本部」。然而,當地的大地主和仕紳卻透過處委會剝奪了謝氏的軍權。資產階級可以如此霸道的部份原因,是因為中共台灣省工委在抗爭爆發早期不見蹤影了幾天後,聯絡了謝雪紅並要求她將軍權交付給在地的處委會。由於謝氏個人認同了錯誤的斯大林主義「人民陣線」策略因而照辦[30]。也因此她的綱領也被限制在民主的訴求,並將自己置身於處委會的權威之下,解散了市民大會。雖然她的錯誤導致資產階級得以透過處委會來剝奪她的軍權,但是較為激進的武裝鬥士仍然支持謝雪紅,她遂把願意直接對抗國民黨的鬥士們,組成兵力四百的「二七部隊」[31]
事件發展到此,雖然謝雪紅個人在群眾之間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但是資產階級仍然繼續透過處委會拉回運動。不僅如此,由於當時的台中是抵抗最為成功的地方,全台各地的抵抗民眾都前來請求支援和領導,但是林獻堂控制的台中處委會一律拒絕[32],這也完全顯現當地處委會及其領導層已經站在群眾運動的敵對面。當時可以指揮四百人的謝雪紅,應該立即透過這些鬥士來向全市群眾宣傳,訴求再度召開市民大會並宣佈其掌握真正實權。同時,他們也應該將綱領從資產階級民主訴求提升到社會訴求來進一步吸引工人和農民的支持。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前來請求支援的鬥士就不僅可以帶回物資,更可以將這些綱領和鼓動群眾的方針帶回,進一步促成各地工人階級和群眾的串連,並向對岸已經開始進入革命狀態的中國工人和農民們呼應,一同剷除國民黨。
群眾的力量來自於他們作為社會的真正運作者和他們的數量,也因此就算是在最艱困的情況下,如一場內戰中,群眾的支持很多時候是勝敗關鍵。在蘇聯政權被21隻外國軍隊和白軍重重包圍時,民眾對新政權的支持正是十月革命得以生存的後盾。列寧和托洛茨基亦在內戰期間以具體的農地歸農民綱領,所有工廠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控制,以及所有政權歸為蘇維埃等政策,政治性地啟發群眾。托洛茨基也得以建立了紅軍,並在正規戰中擊敗了革命的敵人。在任何反抗反動勢力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的角色應該是向工人和農民解釋戰鬥的必要,將群眾的階級意識最大化。
然而,謝雪紅等人則決定他們旗下的四百鬥士直接投入作戰,錯失了與群眾連結的機會。在蔣介石派遣的增援登陸台灣後,二七部隊也被迫進入山野以游擊戰的方式繼續抵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人數則越來越少。

國民黨在二戰後的第一次反革命

二二八爆發時,陳儀在全台僅有五千餘名士兵,警備總部也僅能調動七百餘名警察,根本不敵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抗爭一開始快速地蔓延全島時,陳儀選擇假裝與處委會和台灣本土統治階級談判作為緩兵之計,並於3月2日瞞著處委會向蔣介石請求支援[33]。在陳儀哄騙台灣民眾而台灣資產階級積極幫助他平息鬥爭時,蔣介石則調度七千名士兵由北部的基隆港於3月8日登陸,另有三千名從南部的高雄港登陸,立即展開了連日的血腥鎮壓。
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時對台灣的策略正是典型純粹的反革命,以暴力粉碎群眾運動。在最新出土的一些日記文獻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層都不將此行動視為一場面對中共的正規戰,而是以群眾為敵人的武力鎮壓。群眾運動爆發後,蔣介石個人已經接到了來自台灣資產階級和部分外國外交人員不要派兵至台灣的請求,但蔣介石明文置之不理[34]。在增援軍登陸前夕,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如此記載:
「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維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唯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35]
在基隆上岸後,蔣軍立即對當地民眾展開無差別射殺,還將大量民眾以鐵絲網或布袋綑綁,投入海中[36]。並開始向其他縣市推進,實行血腥的戒嚴。在這個階段,不管是積極對抗國民黨的民眾還是之前為國民黨極力扯群眾運動後腿的資產階級,都是蔣軍的攻擊對象。例如在台南說服民眾解除武裝並召集角頭來維持秩序的律師湯德章就在蔣軍進入台南時馬上被逮捕處決[37]。積極在台中與國民黨合作的林獻堂後來也被指控為「漢奸」[38]
一名在蔣軍登陸後被國民黨殺害的男子//圖片來源: Wikipedia,公有領域
各地方抵抗蔣軍的程度不一。由於各縣市抵抗勢力沒有機會得到串連,沒有統一的領導或計畫,蔣軍得以迅速掃蕩全台。各個由工人佔領的工廠被殘酷地攻破,就算部分工廠的工人們先前為他們的外省同僚或管理階層提供庇護,事件結束後的秋後算帳依然躲不過[39]。抵抗最激烈的不外乎是台中地區由謝雪紅等人領導的二七部隊。當蔣軍逼近時,二七部隊將其引導至郊區埔里一帶作戰,以避免國民黨屠殺市民。英勇的鬥士們得以40餘人兵力與700名國民黨21師部隊在烏牛欄纏鬥[40]。當然,被迫進入山野的二七部隊被孤立於群眾。二七部隊內部,也有堅決反對左翼或共產主義的領袖,如隊長鍾逸人[41]。同時,中共下達命令要求在二七部隊內的共產黨員立刻停止並離開抗暴活動,謝雪紅和前台共領袖之一楊克煌也黯然離開二七部隊,日後逃至香港。二七部隊後來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被迫解散。

後續影響和台灣的未來

如浪潮般層層疊疊的歷史中,台灣群眾曾勇敢地挑戰國民黨統治。事實上,陳儀確實一度流失了政權。但由於群眾無法進一步透過社會主義的方式讓工人和農民領導掌握政權,也導致了各地抵抗勢力的孤立,終究敗於蔣介石手下。但是雖然台灣民眾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卻也活生生地證明了當時亞洲各地資本主義體制的岌岌可危以及群眾挺身對抗建制的意願。雖然蔣介石在台灣展開了他在二戰後第一次執行的反革命,卻不敵兩年後的中國革命。
受美國帝國主義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卻也被迫在台灣土地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來維持自己殘存在台灣的政權。圖為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訪問台灣時與蔣介石一同遊街景象。//圖片來源:姚琢奇, public domain
然而,來自群眾足夠的壓力也讓滿手血腥的國民黨政府被迫解除陳儀台灣行政長官的職務,而當他們發現在中國大勢已去的同時,也著手開始在台灣實施主要優惠小型農民的大規模「三七五減租」。這是「不斷革命論」社會進程在台灣一個扭曲的表現:面對在中國的革命浪潮,國民政府這個反動且受制於美國帝國主義掌握的政權也被迫實行相對性進步的政策來維護自己的政權,當然同時也增強了他們殘暴的極權政治。
雖然台灣的民間運動在蔣軍嚴厲鎮壓後進入快速的退潮,但卻也滯留了一段時間。中共得以繼續他們在台灣內部的工作,甚至一度掌握了台北公車和郵政工人工會領導權。中共有創意性地為台灣工人們組織國語教室,表面上遵循國民黨語言政策,但也給他們一個合法散播宣傳的管道。公車司機和郵政工人工會分別在1948和1949年發動罷工。不過他們也無法抵擋整個遷移至台灣的國民黨國家機器。此後在台灣內部的中共黨員相繼被逮捕和處決,台灣人也忍受了國民黨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42]
當時甚至有九名中國托派革命家於1947年下旬從溫州抵達台灣來建立支部。他們找到了一部可用的印刷機,但是卻在1948年初被國民黨特務揭發,工作也付之一炬[43]
雖然社運浪潮最終不敵全面遷台的國民黨政府機器,但是人民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憤怒以及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的願望仍然延續。因此,在數十年的蔣政權期間,民間對於「台灣獨立」的支持,也就是實際上將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更換為一個成為「台灣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主張,得以持續並逐漸壯大。隨著80年代的民間運動以及資產階級自由派反對黨民進黨的興起,國民黨威權體制逐漸衰弱,政治上的自由化也隨之而來。從那個時候開始,台灣的勞動階級逐漸累積經驗,瞭解他們生活上的問題並不只是源自於國民黨,而是其與民進黨一同服侍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
在海峽對面,由中共主導復辟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勢力。它操著和國民黨一樣的大中華沙文主義姿態,企圖以資本而不是革命的力量來併吞台灣。台灣的群眾瞭解中共的本質,但是在檯面上缺乏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出路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帝國主義的抗拒也就被導引到達成台灣獨立的訴求背後。
一份於2017年發表的民調顯示高達56%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1992年的46%降至2017年的36%。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同時從25%降至3.8%[44]。面對中國,約60%的人,不分年齡層,認為應該要維持不獨不統的現狀。23.5%低於40歲的人和14.7%高於40歲的人支持台灣獨立,而10.4%低於40歲和20.1%高於40歲的人支持與中國統一。另外一份民調顯示,如果兩岸之間爆發戰爭,68.1%的人會在中共先發侵台的情況下挺身保衛台灣,而56.7%會在台灣自行宣佈獨立正名後面對中共勢必發動的報復保衛台灣[45]。這個民意的演變表現出台灣民眾對於整個情勢的重要認識,也就是如同台灣勞運領袖曾茂興,在瞭解了中國工廠女工們恐怖的工作環境後親口對一名中共官員所說:「你們說我們是『一國兩制』,但是實際上是『兩國一制』!」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是台灣群眾反對中國帝國主義沙文主義的表現,但也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日益增長的危機。//圖片來源:Artemas Liu
台灣的工人和青年們正在試圖擺脫台灣資產階級和中美帝國主義的枷鎖,迅速地集結如同,甚至超越他們先人在二二八期間發揮的巨大能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確信台灣群眾遲早會開始行動。現在,我們需要準備一批馬克思主義的勢力,能夠參與這些進程,提供群眾需要的分析、觀點和綱領,並自政治上與中國,東亞和世界各地的鬥爭連結。這也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在世界各地努力的目標,台灣的革命家們也永遠會在我們組織內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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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翁崇禧,《戰後初期台灣經濟與二二八事件》,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高雄,2016,p106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衛城出版,新北市,2017,p109-110
[3] 陳翠蓮,p182
[4] Winckler, Edwin, "Cultural Policy i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4
[5] 陳芳明 ,《謝雪紅評傳》,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217-218
[6] 翁崇禧, p101
[7] ibid, p70-71
[8] 何明修,《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左岸文化,新北市,2016, p77
[9] 翁崇禧,p274
[10] ibid,p44-45
[11] ibid,p55
[12] 何明修, p71
[13]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Taiwan Publishing Co. Upland, CA, 1992, p234
[14] 何明修,p84
[15] ibid,p84-87
[16] 陳翠蓮,p213
[17] ibid,p220-221
[18] ibid,p223
[19] ibid,p280-284
[20] ibid,p212-214
[21] 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7,p70
[22] 翁嘉禧,p97
[23] 何明修,p87
[24] 陳翠蓮,p229-230
[25] 何明修,p84
[26] 陳翠蓮,p229-230
[27] 陳芳明,p194
[28] Ibid,p195-196
[29] 陳翠蓮,p240-241
[30] Patrick,」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 二七部隊的「歐巴桑」:謝雪紅在時代中逆行的一生(下)」,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488
[31] 許浚騰,「二二八過後,戰鬥才剛剛開始──歷史課本沒告訴你的,很多事」,2015,https://tinyurl.com/y82zpgvj
[32] 林木順,p71
[33] 陳翠蓮,p333
[34] ibid,p362
[35] ibid,p363
[37] 陳翠蓮,p230
[38] 吳象元,「誰是「阿罩霧三少爺」?他要求設立臺灣議會,在日治時期為臺灣人爭取權益」,2015,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254
[39] 何明修,p87
[40] If Lin,「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圖解烏牛欄戰役】二七部隊 vs. 國軍21師,40人力阻700人」,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311
[41] Patrick, 「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二七部隊老兵專訪】烏牛欄前夜(上):追求台灣自治的理想」,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236
[42] 何明修,p95-96
[43] 王國龍, 「1941年至1946年的溫州托派簡況」,《十月評論》,http://octrev.mysrvnet.com/二二八/二二八_s31.htm
[44]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ese / Chinese Identification Tre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1992/06~2017/12)」,2018,https://esc.ncc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166_22a366fd.jpg&dir=news&title=TaiwanChinese
[45] 陳方隅, 「七成台灣人願意為台灣而戰、支持民主、反對統一:台灣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2018,http://whogovernstw.org/2018/04/08/fangyuche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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